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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 0岁
4月7日（农历2月29日）生于四川泸州。
刘家原籍江西省吉安府泰和县，清初年间到四川泸州谋生，逐渐成为泸县富甲一方的大户人家，先后经营过轮船公司、川瓷公司、盐号水边公司、济和发电厂、钱庄裕泰样(发行过庄票)以及绸缎庄德和祥等实业［i］。
祖父名刘世杰，育有三子。父刘笃初行三，曾任泸州济和发电厂董事长；杨森任四川督理时曾在公署任军需正(中校衔头)，管理金库。母亲张氏贤良精明，曾入女学读书［ii］。刘家与泸州刘航琛［iii］家族早年联宗，两个刘氏家族来往密切，国鋕称刘航琛二哥。
上有大哥国鋌、三哥国鋐、四哥国钢、五哥国錤、六哥国铮，大姐国瑞、三姐国凤、五姐国蕙。大姐早年过继给没有子嗣的二伯刘振圻。
由于是幺房中的幺子，因此在大家庭中受到异常的娇宠。
1924年 3岁
母因肺病去世。父娶妾陶氏，生六妹国鸾；后娶续弦庄氏，生七妹国湘。
1928年 7岁
已开始发蒙读书，家里为之聘家庭教师两名。聪颖好学，但性格倔强，对祖先或鬼神从不下跪。得“七莽（音māng，四川土语，脾气犟之意）子”之绰号。
是年，父因患疔疮病逝。
1929-1932年 8-11岁
8岁时父辈三房分家。三房因父亲去世，由大哥当家。由于父亲逝世前于公职上有帐务亏空，因此家中被迫出卖田地以填之，家庭经济走向衰败。国鋕兄弟受到家族中富裕而又势利者的白眼，这使他初识事态炎凉、人情冷暖。
此间，三哥留学日本回国，延请英文教师教诸弟，并在上海为他们订《儿童世界》、《少年》等刊物。
此间进入泸州模范小学，直接就读三年级，后又跳班至泸州县立高小。酷爱读书，犹爱读史，并做读书笔记。常带领侄子们去县立图书馆读书［iv］。
1933年 12岁
小学未毕业便跳班考进泸县县立中学读初中。此时已读过《三国志》、《史记》、《资治通鉴》、《红楼梦》、《西厢记》、《水浒》及一些外国历史、文学书籍。
是年，三哥为抗日救亡参加十九路军。该军抗日反蒋失败后，三哥与部分官兵一道被调至陕西进训练班“洗脑”，三哥思想上极其苦闷。
1935年 14岁
读初中三年级。
是年，三哥被迫参加内战，不久阵亡，诸兄弟姐妹闻此噩耗非常悲痛，商定由四哥去前方处理后事。四哥继而留在军队工作，后在抗战期间染病卒于军中。
在此前后，大哥一家同姨母、后母、弟妹又分为两家，家庭遭受第二次分裂。
1936年，15岁
入成都建国中学普九班读高中。建国中学乃四川军阀刘文辉创办的私立学校，在成都颇有名望。是年，西安事变爆发，国鋕开始关心时局。
1937年 16岁
8月，刘航琛出任重庆川盐银行代董事长。
1938年 17岁
上高中三年级。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参加读书会。读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和列昂节夫的《政治经济学讲话》等中外哲学、政治学书籍，并将这些书介绍给在华西协合中学就读的侄子以治。同时，国鋕还读了《子夜》、《阿Q正传》等文学书籍。
是年春，刘航琛任川盐银行董事长。同年，五哥国錤因刘航琛的照顾进入川盐银行工作。
1939年 18岁
同学中有人奔赴延安，但国鋕认为不能随波逐流，要自己思考“怎么才能救中国 ”，开始试读英文版《资本论》。有些恃才自傲，常与人为理论问题发生争论，认为四川著名的抗日救亡人物车耀先“肯定不懂外文，没有啃过《资本论》，理论水平高不了”［v］。同班的地下党员认为他锋芒太露，加之脱离实际，不宜作为革命阵营的发展对象。
对自己的封建大家庭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在给五姐的信中，把封建家庭比喻为“脓血”和“腐肉”；同时，认识到三哥的死是军阀挑动的内战所导致的。勉励五姐好好读书，冲出封建家庭，过健康自立的生活。［vi］
是年高中毕业，考入西南联合大学法商学院经济系，但因病未能按时入学。
1940年 19岁
秋，为躲避日机轰炸，西南联大决定在四川省南部的一个小城叙永成立分校。
冬，西南联大叙永分校成立。分校以叙永城内的庙宇为校舍，教室多在东城文庙，男生住西城春秋祠（关帝庙），法商学院的学生住在春秋祠楼上。叙永没有电灯，甚至没有水井，生活和学习条件都异常艰苦［vii］。
12月底，国鋕在联大叙永分校注册，入一年级。
1941年 20岁
约在分校开学后不久，西南联大叙永分校临时党支部成立。
1月，皖南事变爆发，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国内政治形势非常严峻。
3月，皖南事变的消息传至联大叙永分校。分校党组织屡次将揭露皖南事变真相的《新华日报》等报纸张贴出来，引起当局注意。同月，联大化学系一年级学生、地下党员、叙永分校临时党支部成员徐京华［viii］向支部书记徐树仁（后改名徐幹）介绍刘国鋕的情况，支部决定由徐京华发展国鋕入党［ix］。被党组织作为发展对象的一个重要理由是家境富裕却追求革命，因此政治上更加可靠［x］。当时属于分校临时党支部的党员一共有8人。下旬，西南联大地下党的各级干部和一些党员为疏散隐蔽而相继离校，叙永分校党支部书记徐仁树也撤离叙永，分校党支部只剩下徐京华与另一同学。在此情况之下，徐京华介绍国鋕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与此同时，他们也失去了与上级组织的联系。
通过阅读大量报刊和理论书籍，并联系中国之现状，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认识。与同寝室的法律系学生罗长有 (又名罗永光，曾任四川省政协副秘书长)及外文系的袁成源 (又名袁用之，曾任云南林学院副院长)十分要好，经常在一起交换对时事政治的看法。罗和袁都是失去组织关系的党员。
与一张姓同学一起分别给自己取别名为“卡尔张”和“弗拉基米尔刘”，为崇拜马克思和列宁之意。另给自己取别名 “学樗”，以示自谦。给继母和侄子的信多用此名［xi］。
8月，联大叙永分校迁至昆明。国鋕与同学许芥昱、许维华一起租住在昆明大西门庆云街天君殿巷。
秋，结识了联大商学系同学、四川同乡吴显钺，吴是1938年入党的老党员，此时因隐蔽而暂时离开联大。二人就分校和校本部的民主运动进行了交谈，国鋕层次分明、条理清晰的谈风给显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国鋕还告诉显钺他正在研读《资本论》。［xvi］
约在此时，结识了曾任中共鄂西特委副书记的四川同乡马千禾以及从重庆南开中学考上联大的中共地下党员齐亮［xvii］［xviii］，他们分别是低他一级的外文系和中文系学生。
此时的生活和学习费用完全由供职于川盐银行的五哥负担［xix］，虽衣食无忧，但喜欢与家境贫寒的同学交往，为人坦率赤诚［xx］。
12月8日，珍珠港事件爆发，日军侵占香港，国民政府派飞机到香港抢运国民党要员，孔祥熙的宠物狗也乘坐飞机从香港飞抵重庆，而包括联大教授陈寅恪在内的许多文化界著名人士却被困在香港。22日，重庆《大公报》发表社论《拥护修明政治案》，披露了飞机运洋狗的消息；24日，昆明《朝报》介绍了这篇社论的内容。联大教授吴晗在一年级的通史课上将孔氏与南宋蟋蟀宰相贾似道相比，称孔氏为“飞狗院长”。联大的“讨孔”由此引发。
1942年 21岁
1月6日，联大爆发“讨孔”游行，国鋕参加了这次运动。
介绍同学马千禾到云南培文中学任教。
暑假，从昆明回到家乡泸州，向侄子刘以治谈到想去《新华日报》找党组织。以治介绍了他的好友、在重庆《国民公报》作编辑的冯克熙［xxi］。冯家与刘家为世交和亲戚。冯克熙介绍叔侄二人到《新华日报》。
向《新华日报》总编辑章汉夫汇报了在联大工作和学习的情况，得到了肯定和赞赏。通过章结识了中共南方局青年组负责人刘光，从此在南方局直接领导下工作。在刘光处看的文件，因不能带走，国鋕都是背熟后回昆明向同学们传达。
与进步同学袁成源、吕笃周等组成秘密学习小组和读书会。在学习中共的《整风文献》时，联系思想实际，自觉进行检查。此间还钻研了《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反杜林论》、《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同时根据上级的“勤业、勤学、勤交友”精神广泛结交朋友。国鋕与南方局的联系成为南方局与西南联大的进步学生、进步组织的沟通渠道之一。
是年，五哥国錤与四川省建设厅厅长何北衡［xxii］之长女何高颖订婚；同年，刘航琛出任国民政府粮食部次长。
1943年 22岁
何扬与袁成源等恢复了由联大的“冬青文艺社”主办的“冬青”壁报，袁任副社长并负责组稿与编辑工作，国鋕加入该壁报社，经常为该报写稿［xxiii］。
1940年入学的男生全部被征调作美军翻译。国鋕通过关系，搞了一张可以免征的假证明，入营受训只一个星期就又回到学校。
是年，五哥与何高颖结婚。
1944年 23岁
夏，从西南联大经济系毕业。
夏，到重庆找到刘光，刘向他传达了中央关于青年运动的指示。回西南联大后传达上级精神：在青年学生中建立新的组织，采用新的工作方法，准备迎接进步运动高潮的到来。联大在年底成立了“民主青年同盟”。
拒绝了刘航琛通过翁文灏［xxv］给他在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找到的工作，响应南方局到敌后和农村去的号召，通过地下党员、联大哲学系研究生冯宝麐［xxvi］的推荐，与一批地下党员和进步学生一起来到经济和文化都非常落后的云南省陆良县县中任教，以此为据点开展革命工作。国鋕与熊从周之孙熊复来以及地下党员、联大中文系学生董大成［xxvii］三人负责陆良的工作。
经过大家的研究，决定由思想民主的陆良县县长熊从周老先生挂名担任县中校长，以掩护国鋕等人，国鋕担任教务主任，代行校长职务。县中遂成为一个民主阵地，陆续引进了许多进步青年，其中包括国鋕的侄子以治、后来与国鋕在重庆共同进行地下斗争的吴子见等人。
除了在县中积蓄民主力量之外，还大力整顿学校的学习、生活风气，改善学校的办学条件，提高教学质量，使家长愿意将子女送到这里读书、生活。在学生中进行抗日宣传，组织秘密读书小组。
熊从周老先生是二十年代入党的老党员，但由于没有暴露身份，因此大家并不知晓他的政治立场，遂派国鋕去做他的工作。国鋕与熊老先生常常促膝谈心，相处十分融洽，熊赏识国鋕的才学，遂约他写一部《中国革命史》稿。国鋕在繁忙中挤出时间写成，但书稿由于老人在1946年被国民党反动派下毒害死而遗失了。
是年，由于桂林、柳州沦陷，而陆良离贵州不远，因此，如何应对日寇对云南的侵犯成为陆良同志们心中的一个大问题。经过反复商量，国鋕和同志们准备在陆良附近开辟抗日游击根据地，并选择了邻县路南的少数民族居住区——圭山开始工作。他与熊复来和董大成前往圭山开展实地调查，国鋕负责调查经济情况。不久后抗战胜利，根据地停止建立，但是他们的工作为这一地区后来的斗争奠定了较好的基础。1948年这一地区爆发了反对美蒋的农民起义，并组成了滇桂黔边区纵队，其中的许多人为当年在陆良县中工作或学习过的师生。第 1 2 3 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