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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 28岁
春节，通过曾紫霞、杨汉秀［i］等人向看守黄茂才的积极争取，渣滓洞难友获允在院坝内举行新年联欢会。紫霞等女牢难友跳起了经过精心准备的秧歌舞，她脖子上系着的火红色的小围巾在灰暗的环境中格外耀眼。这条小围巾是国鋕送给她的19岁生日礼物，也是国鋕给她留下的唯一的纪念物［ii］，在小说《红岩》中它演化成了一只鲜红的发结。
2月5日，罗广斌被转囚白公馆，与陈然关在一室。国鋕传递纸条给陈然，表示罗是值得信任的同志［iii］。
3月，正值国共和谈，国民党被迫答应中国民主同盟提出的释放盟员的要求，四川省和重庆市民盟支部共同研究，向徐远举开出了包括刘国鋕在内的37名应释放盟员名单。徐远举坚持刘是共产党员而拒不释放。30日和31日，重庆行辕二处共释放仲秋元、田一平、唐弘仁等关押在渣滓洞监狱的21名民盟盟员［iv］。
4月，张群［v］出任西南长官公署主任。刘航琛、何北衡、卢作孚［vi］三人联名呈文向张群提出保释刘国鋕，条件是由二处监视国鋕乘飞机至香港，将刘国鋕交给刘国錤，再由刘国錤负责送至美国。张群将三人的联保信批给徐远举核办，表示只要二处签呈上报他就批准。徐远举却推诿说只要张群批下来，他就放人。
刑讯的折磨和严重的营养不良使国鋕的胃病更加严重。家里通过关系能够给他送一些食品，他收到食品后总是与同牢的难友共享；他嘱咐家人在送东西时也给囚于渣滓洞的紫霞送一份，或将自己的那一份转送紫霞。
约在此前后，通过国鋕六妹国鸾之男友党启泰的姐夫周铁生（其时是行辕二处特务，曾任二处司法科长）的帮助，六妹、七妹等人乘坐二处的一辆吉普车，偷偷前往白公馆，希望能够远远地见到国鋕一眼。但由于车不能进入白公馆内，而国鋕当时也没有到牢房外面去，因此亲人们未能如愿［vii］。
国鋕参与了“《挺进报》白宫版”的秘密传递。据罗广斌称，抄写报纸的纸片和铅笔是国鋕暗中递给罗广斌和陈然的［viii］。
6月，刘航琛赴广州就任国民党李宗仁政府经济部部长。
8月，白公馆牢房大调整，国鋕与陈然、王朴［ix］、罗广斌等人一起被关在平二室。同月15日，紫霞在国鋕家人和其他方面的大力营救下出狱。国鋕从家中送来的包裹上看到自己的名字是紫霞书写的，便判断她已出狱，曾经有几天为此沉默不语［x］。他已做好牺牲的准备，遂要同室难友罗广斌出狱后转告紫霞，继承他未完成的事业，走革命的路。
在白公馆的日子里，国鋕和难友一直坚持学习，国鋕终于有时间研读自己热爱的历史学。［xi］同时，他与同志们一起沉痛地反省了重庆以及川东地下党被破坏的惨痛教训，认为领导机构不纯、轻视敌人、左倾盲动主义等是这次组织被破坏的主要原因。重庆解放之后，罗广斌根据大家的意见写成了2万余字的地下党组织被破坏和狱中情况的汇报［xii］。
在狱中，国鋕还与难友们一些做特务的策反工作，他负责策反一宋姓和王姓特务［xiii］，宋姓特务一度曾试图帮助黄显声将军越狱［xiv］。国鋕和许晓轩［xv］曾经试图与白公馆看守长陆景清和看守组长杨进兴谈话，但被陆、杨拒绝。
10月
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日，国鋕与同室难友一起从暗中给他们阅读的报纸中得知这一喜讯，他们用罗广斌的红绸被面制作了一面五星红旗，他承担了秘藏红旗的任务——将红旗包好后，藏在他与罗广斌睡铺之间的地板下面［xvi］。重庆解放后，脱险的难友们从秘藏的地方取出了这面红旗，呼唤着陈然、国鋕等遇害同志的名字，失声痛哭。这面珍贵的红旗20世纪50年代初在北京展出时不幸遗失。
同月，况淑华向紫霞转达了自己此时的上级、中共川康特委重庆沙磁工作组组长刘康的建议，要她设法离开重庆［xvii］。紫霞转移至成都，通过此前结识的四川大学进步学生赵锡骅的关系转移至西康荥经［xviii］，改名为田秀玲。按照规定，被捕人员从被捕之日起自动脱党。她虽然没有了党内的组织关系，但在西康加入了民盟，并以民盟盟员的身份继续从事革命工作。她担任民盟西康支部筹委会组织部主任干事、民盟荥经支部直属小组组长和流动剧团的主要演员， 并在剧团演出的歌剧《白毛女》中扮演喜儿，该剧在当地演出获得很大成功［xix］。
27日，与国鋕同囚一室的陈然、王朴被提出白公馆，特务谎称要将他们转移，此时天气已寒，国鋕脱下自己的大衣披在了王朴的身上。
28日，陈然、王朴、成善谋等在大坪公开被杀害。当特务来取陈然和王朴的行李时，难友们尚不知真相，国鋕将家中送来的两个罐头塞进了战友的行李中，并提出要给他们二人带一些草纸和换洗衣服［xx］。不久，陈然等被杀害的真相大白。
此时同志们已经预感到大屠杀即将来临，许晓轩、谭沈明［xxi］等在狱中时间较长的老同志曾经设想过越狱，他们一度希望有家庭背景的国鋕能够出狱，然后沟通狱内外的关系。由于国鋕案情严重，大家认为他的出狱已无可能，于是转而把希望寄托在罗广斌身上。据罗广斌称，狱中非正式的党支部决定让罗广斌假意要求“自新”出狱，与地下党组织和周从化将军［xxii］提供的武装力量取得联系，实施越狱，将来出狱后由许、谭、刘、周四人向组织证明罗的清白［xxiii］。
11月
10日前后，有关越狱和营救的一切方案制定完毕，但即便此时罗出狱，也已经来不及实施这个越狱方案了，于是决定停止这个计划［xxiv］。
国鋕对于牺牲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他可以写遗嘱留下，但他认为遗嘱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他对难友说，只有一个愿望：希望党在全国解放之后，迅速完成繁荣经济、发展生产的任务，完成死难同志们的共同遗志！［xxv］
14日，江竹筠、齐亮等30人在歌乐山电台岚垭被秘密杀害。
27日，血腥的一天。
徐远举在二处向特务雷天元等下达了屠杀渣滓洞和白公馆两处政治犯的命令。下午4时，白公馆的屠杀开始。晚饭之后，特务要囚犯们保持安静，国鋕怒斥特务：“你们有今天，我们有明天！”特务提国鋕赴刑场时，他朗声笑道：“我早知道有这一天”，并要特务等他作一首诗再走。但特务还是很不耐烦地将他与丁地平、谭谟一起押出了牢房。临行前，他与同室难友一一拥抱告别，在拥抱罗广斌时，他轻声耳语：“保存好同志和烈士遗物，相机而行，历史需要见证人”［xxvi］。在赴刑场途中，他痛骂蒋介石、徐远举直至白公馆特务。他再一次宣布自己是共产党员，为革命而死，无上光荣，死而无憾，死而无愧！临刑前，特务要他下跪，被他拒绝；特务被他的痛骂和不屈所激怒， 在杀害他之前用枪托打烂了他的下巴和牙齿。［xxvii］。
夜，趁白公馆的武装特务几乎全部前往渣滓洞参与集体屠杀的时候，罗广斌等做通了白公馆看守特务杨钦典的工作，与白公馆剩下的难友共19人一起，打开牢门，逃出了集中营。同日，渣滓洞大屠杀中也有15人在枪弹和烈火中历尽艰难逃脱。与国鋕一起被押出牢房枪决的谭谟虽身中三弹，却幸免于难。
30日，重庆解放。
在罗广斌的帮助下，国鋕的亲人们花了好几天的时间才在充满血腥的歌乐山上找到了他满是枪眼和刀痕的遗体，由于特务杀害他的方式极其残酷，因此遗体几乎不能辨认，唯一可资辨认的线索是衣服的残片。
12月
4日，重庆《大公报》刊出报道“刘国鋕慷慨就义”。
中共西南局和重庆市委开始对歌乐山集中营的死难人员进行政治审查，并成立了特别的审查机构。罗广斌等幸存者被邀请参加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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