渣滓洞的囚犯，遭受着残酷的毒刑，经历了各种折磨，过着非人的生活，但他们只要有一线希望，一点可能，就要争取活下来，只要活着就在学习、战斗。

   

    在狱外的斗争需要团结起来，而只有组织起来才可能团结战斗。在狱中也是一样，应该说在监狱更需要团结、更需要组织起来以对付险恶的环境和难以预测的结局。在渣滓洞中难友之间是有联系的，敌人企图割断他们的联系是徒劳的。但这联系和组织是经历了一个过程，费尽心机，还冒着许多危险才逐渐发展的。

   

    在狱中，每个人的政治身份、被捕原因及案情等都是不公开的，同牢房如此，不同牢房更不知道。这是革命斗争的需要，不能用谁对谁信任与否来解释，这同地下斗争是单线、直接联系而不准发生横的联系的规定一脉相承。因此，同在狱中，同一牢房的难友，彼此也不是完全了解，当然通过牢狱斗争的考验，他们又是相互理解的，信任的。不同牢房的人，特别在不同男牢房之间，不要说彼此了解，有的连相貌也没有辨认清楚。

   

    牢房“放风”是每一间牢房分别进行的：第一间牢房放风到了规定时刻收风回牢房，关牢门上锁后再开第二间牢房的门放风，如此继续下去，直到所有牢房放完风。这样，不同牢房之间的人如果要通个消息，只有通过中间人周转才行，而这个中间人并不那么容易寻找，他既要是发信息人所了解、信任的，又要能够把消息尽快地、完全地传达给收取信息的人，如果是机密程度高的消息就更困难，这种消息要求减少中转人次，而往往又要求迅速、及时。事实上就是发生过重要的消息因为没有合适的中转人而延误了。碰到紧急情况要传递消息的确有困难，当然男犯利用放风时路经某牢房，利用楼上楼下地板缝、隔墙缝等都传递过消息，但能够比较及时、准确还是要有能联络的人。当渣滓洞有优待室、有小卖部时，它充当了联络。小卖部取缔后，真正能起到联络作用的最后移到女牢。

   

    女牢还在楼上六室时，由于不受注意又能比较自由走动，所有女犯几乎一到渣滓洞没有两天，就有老犯人关心照顾，给她们铅笔头，给她们传递信息。女牢从它存在那天开始就同男牢紧密联系着，女犯们的斗争也和男犯相联系。许建业在楼上五室囚禁时，他上了那么重的镣铐，刑伤未愈，可他关心着监狱的斗争，关心着女犯，他每天都要同牛、皮谈话，教育她们如何进行狱中的斗争；他要胡其芬把女犯组织起来。更重要的是用他的实际行动教育了女犯。除许建业外，对女牢一开始就影响较大的是刘国鋕，国鋕同胡其芬、李惠明、倪俊英和我都有过无数次的联系，在当时女犯一共不过七、八个人，同刘国鋕有联系的就是一半了，他要胡其芬帮助女牢中年轻的女犯，教她们如何对口供、如何对付敌人以及如何帮助有弱点、甚至有错误的难友……

   

    女牢从楼上六室迁到平房，小卖部取消后，女牢的地理位置又使它有了联络的条件。从楼房到渣滓洞院坝、厕所，无论哪一间牢房的人都要从右角下段石阶梯，而女牢正在这一段石阶梯的右边，特别是女犯经常在女牢门外的台阶上择菜，紧靠着石阶梯，男犯下石阶梯时步子稍慢一点就有足够时间同女犯对话。开始不是谁有意要让女犯联络，当某男犯要送个消息十分困难时，他在经过石阶梯时。告诉了某女犯，请她设法转告另一室的男犯，于是这女犯就等待另一室男犯经过石阶梯时转告给他。联系成功了，一次、二次，口头的、书面的都作得十分妥贴。于是，任务越来越重。女犯每天十分忙碌了，她们要观察男犯是否要委托她们送信，她们还要等待收信人出牢门下石梯，有时为了传递一个消息她们要等到最后一间牢房放风——如果收信人是这间牢房的人的话。

   

    仅仅是位置的有利不可能长期充当联络，最重要的一个条件是要为人们所信任。男犯是那么信任女犯，女牢中有许多人是他们绝对信任的。

   

    江竹筠、李青林，这是经过残酷毒刑考验的坚强的女性。男犯们绝对相信：只要拜托她俩。就可以一百个放心，一千个放心。

   

    牛筱吾、皮晓云，这是渣滓洞女牢的两个工人，当许建业被大镣铐锁在楼上五室时，渣滓洞内已经知道从许建业住处搜出了十几个人的自传，其中有两个就是牛、皮，她们就是这样被捕的，她俩被捕后已赢得许建业的信任，凭着她俩是许建业领导的、为许建业所信任的人，谁还会对她俩不信任呢？

   

    胡其芬、李玉钿，这是渣滓洞女牢当时年纪稍长的女犯。墙有缝、壁有耳，已经有人传出胡其芬曾作过邓颖超大姐的秘书，胡其芬、李玉钿都是妇女运动的头目，而她俩连党员身份都没有承认，这理所当然地会得到信任。

   

    李惠明，这是渣滓洞女牢最早的一批女犯中的一个，她和张国维一块被捕，渣滓洞内都说他俩是一对，而张国维是重庆沙磁区特支委员，在男牢中算是坚强的一个，因为这样，男犯要委托她传达点消息又有什么不放心呢？

   

    左绍英，当人们知道她就是川东临委书记王璞（石果）的妻子，是渣滓洞第一个诞生的娅娅的母亲，还需要考虑别的什么吗？

   

    我，特务在我一踏进渣滓洞时就公开宣传我和刘国鋕是一对，刘国鋕在建设厅长何北衡公馆从特务的眼皮底下、手掌心中居然脱逃，把个特务机关闹的乌烟瘴气，不可开交。刘国鋕在二处受刑，关在渣滓洞楼下七室单独囚禁，戴着脚镣手铐，这是渣滓洞囚徒们亲眼见到的，男犯对我又怎么会不信任呢？

   

    还有张静芳，她的丈夫唐虚谷也在渣滓洞，是老同志，在渣滓洞有他们领导过的、共同战斗的同志……

   

    在女牢经常关押的一、二十人中，同男犯毫无联系、关系的人很少很少。在渣滓洞的几百囚犯中，有男犯不认识的男犯、女犯不认识的男犯，但不认识女犯的可说十分难得。男犯对所有女犯的情况几乎都很清楚，这当然首先因为女犯少、男犯多，比例相差过大，但同女犯们长期的表现及同男牢长期的联系、支援是分不开的。

   

    女犯如果是单个人的存在，即使如江竹筠、李青林这样坚强出色的女犯也不可能使女牢发挥它的作用。女牢不是女犯数目的简单相加而是一个战斗的集体、有机的整体。男犯要传递消息已不需要只给他所认识、信任的某女犯，而只要给女牢的任何一个女犯（当然通知过不予之联系的或新来的女犯除外）就可以了，就是给某一女犯的委托也不一定由她本人亲自去做，别的女犯照样可以办理。女牢里许多事情逐渐分工明确，这同女牢本身逐渐组织起来，而且组织愈加完善相关。

   

    女牢所以能逐渐组织起来、发展到比较完善自然有许多因素。最根本的是监狱中的表现。每个人在监狱中的表现都为其他人所亲眼看见，特别在同一牢房什么都比较清楚，经过了一定时间彼此就会建立起信任，信任成了组织起来的基础。女犯之间能够进一步组织起来还因她们之间原有的联系，例如李玉钿和胡其芬同是妇女委员，四川妇女联谊会的领导成员；而牛筱吾、皮晓云是联谊会成员，入狱前就认识李玉钿；江竹筠、李青林、黄玉清是有组织关系的；李惠明同江竹筠是川大同学……我入狱前就认识胡其芬、李玉钿、李惠明，重要的是都知道我是刘国鋕的未婚妻，他领导过李惠明、倪俊英，同江竹筠、彭咏梧在一块战斗过……江竹筠到渣滓洞后因为是新犯人需要了解情况，她就是将她同刘国鋕的关系、刘国鋕住处及本人的特征向我讲了后我们之间才建立起信任的……

  

    

    女牢的学习组织从白佑生未到渣滓洞就开始了。当感训员白佑生到渣滓洞后，发动了一次不小的攻势，他又是劝说，又是命令，要犯人写文章。他今天向这个说：“我本也相信共产主义，可经过亲自实践，我认识了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明天向那个讲：“‘浪子回头金不换’，只要真心悔过，写上一篇文章，我保你出狱。”

   

    ……人们对白佑生的作用开始并没有在意。可是第一期《新生》壁报出笼了，它贴在进渣滓洞院坝的小门房边墙上，虽是个别，但上面确有反共文章，而且还有个是知名教授……还有人大概在考虑写不写、写什么？有人彷徨、有人苦闷……渣滓洞内思想被搅乱了！

   

    怎么办？制止白佑生再毒化空气，尽快扭转局面才行！可是，这是监狱，这里并没有集中统一的党组织，不能按上下级组织关系作出任何带强制性的决定。男牢同女牢虽有联系却也没有哪个牢房能统一步调，女牢本身的学习组织成立并不太久，也没有可能任何女犯必须执行的规定。在监狱不能轻率地建立组织，特别不能轻易用党组织的名义和形式。女牢学习的主持人交换了意见，她们首先各自表态决不替《新生》写一个字。然后她们一致认为应该在牢房内公开发表自己的意见、表明自己的态度，以自己的行动去影响别人、团结难友。女牢中讨论开了：

   

    “白佑生本身既无地位又无权力，他说的谁写了文章就可出狱的话，纯属欺骗、吹牛！”

   

    “写了的并没见放出去，还不是和我们一样仍在牢房，不写又怎么样，还不是坐牢！”

   

    “看到壁报上的反共文章，肺都气炸了！影响太坏！”

   

    “渣滓洞被搞得乌烟瘴气、乱七八糟，请整治一下白佑生！”

 

    “也该给放毒的人加点压力才行。”

 

    ……

   

    讨论十分成功，女牢的气氛顿时变了，有的人在设法同男牢联系，有的在同白佑生争论。当白佑生来催稿时，女犯采取了白佑生意料不到的办法，有人代答“××在屙屎”，如白佑生还要喊，有女犯干脆坐在尿罐上大声吼：“喊啥子嘛！在屙屎！”，白佑生简直不敢到女牢来了！女牢中除胡其芬在《新生》第一期上写过篇什么是基督教的文章外，没有任何人再写过一个字。在这场斗争中，女牢的女犯们给男犯留下了十分美好的印象。

   

    从此开始，女牢的学习组织逐步发展了，它已不是单纯组织学习，它还处理着狱中发生的大小事件，从对敌斗争到狱中难友的思想、生活，两个产妇的生产的安排等。只是这个组织不像现在党组织这样，不是采用上下级的组织形式工作，而是通过几个人商量、讨论，用自己的行动去影响别人。

  

   

    敌特感到女人并不是如他们想象的什么也干不了，他们隐隐约约地感到值日官兵对女犯比较温和，还有来往，女犯似乎有些活跃，可能还同男牢有联系。当春节大联欢的声势使他们惊醒时，他们特别感到女牢可能真有问题，于是把女牢牢门封闭了。可女犯早有准备，还没有堵完门时就在一个地方用小木块垫上，以后再取出，这个小洞足以作为男女牢房通讯孔道，男女牢房的联系未能中断。在女牢门封闭后，靠天花板项的墙边留了一条钉着交叉木板条的两尺高的通气带，女犯在双人铺的上铺站着还可同在女牢墙外台阶上散步的男犯对话。何况一般的联系自有值日官兵替我们去做，我们给他们做过针线活的官兵认为女犯给男犯一点盐巴、烟、旧裤衩本不是问题，同意给我们传递。有时他们还抱着娅娅到那边院坝里去玩，娅娅实际上是联络的工具，在她身上随便藏个纸条不易发现，而男犯可从约定的地方去拿走。

   

    女犯们做了大量的争取敌特的工作，分化了敌人，还使监狱同狱外党组织有了联系。

   

    渣滓洞中没有统一的党组织，但各个牢房进行斗争是相互联系、密切配合的，特别是女牢为大家进行了联络，使各种活动的配合比较好。在监狱中都在做敌特的工作，并同狱外有一定联系，但从现在所了解到的全部材料看，还是以女牢对狱医刘石人、值日官黄茂才的工作最为成功，所起作用最大。

   

    刘石人是1948年3、4月到渣滓洞的中校医官，医术并不高明，态度也不很好，但因为他是医生，有一定的责任感和人道主义精神。当他发现渣滓洞的第一名女犯周香泉怀孕而身体很不好自己对产科又外行时，愿意代她送个信出去以使她得到接济和安慰，当胡其芬、李惠明和我三人到女牢时，周香泉告诉了胡其芬，刘石人可以送信出去，并将短铅笔给了胡其芬。以后就由胡其芬同刘石人联系，刘石人将信交观音岩济民医院朱宝粹和胡其芬姐姐胡庆芬两处的时候较多，这两处联系时间也长。除胡其芬外，还有张秀贞经常同刘石人联系。刘石人除替胡其芬、张秀贞送信外，还给其他难友送过信，最主要的是刘石人利用他医官的工作之便，把带入狱的药品如维生素、鱼肝油等全部发给了病人，对医治难友疾病起了作用。比较多的是他利用其职权，为难友开过一些应出狱就医或出狱生产的证明，对有的难友的出狱起了辅助作用。因为刘石人为难友们作过一些事，解放后李玉钿向组织反映后，将他安排在西南农学院任校医直到1981年病逝。

   

    黄茂才是1948年4月，几乎和女犯同时到渣滓洞的。当女犯向他诉说冤枉，有的说没有换洗衣物，家中人不知下落时，他表现出了同情，并同意为她们送消息出狱。女犯请他捎信，有要他邮寄的，有要他到某地址亲自送去的，开始大家是试探性的，无论邮寄或送去的信件都是极普通的事，如要点衣物或告知父母亲属被捕消息之类，收信人也是一般的老百姓，不是党员或进步人士。试探成功了，送出的信件有了回音或反映。在这基础上我们同黄茂才逐渐深入联系，首先对他的情况进行了了解，第一知道了他系从成都绥靖公署调来重庆不久；第二判断他不是个老牌特务；第三从他年龄较轻，家庭在农村较穷分析争取的可能性较大。这样我们开始了工作，工作是逐步的、日积月累的。

   

    黄茂才对女犯态度好些，对男犯态度差些，有时还有些凶。针对他这个情况我们给他做工作，要他在他的职权范围内给难友方便、照顾。我们给他做工作时告诉他，这些犯人并不是坏人，有的家里有钱有地位，只要他照顾些，对他有好处，有的人会放出去，不放出去也还可能在必要时对他有帮助。这是用他的利益来教育他。

   

    经我们反复商量后，认为反正已经坐牢，可以对他正面宣传教育，不如此打不开局面，争取工作不能深入。于是我们（特别是我）经常设法向他讲共产党为穷人，他家又不是有钱人为何要去为别人做伤天害理的事？又告诉他狱中许多人家里有钱还为穷人闹革命，他这个没有钱势的反而去害他们……当形势愈来愈对我们有利，中国革命节节胜利时，工作简直好作多了，我们要他明白国民党一定垮台，如果他不为人民作好事，像他在渣滓洞这样地方干事的那是有罪的。当他有些觉醒时，对前途感到担忧，我们又对他说明党的政策并答应在解放后为他设法找工作。经过我们长期的、细致而颇为艰难的工作，终于把他争取过来了，他为完成我们的嘱托，有时冒着极大的危险也没有拒绝。

  

   

    在监狱条件下，黄茂才所作的事不能公开，因此也不可能为更多的人知道，即使如此也还是有许多是为人所知。他为男女牢之间传递消息已是经常，而且有些情况他还主动传递情报，他多方帮助男犯，改善他们的生活境遇；他为一二十个难友送信到狱外；他还不止一次为我们买报纸进狱中来。如果说这都属一般的倾向犯人的表现，那么最关键的是让他同狱外地下党组织联系了，当我们决定让他去同狱外的党员同志联系时，那已是经过了一系列工作、黄茂才表现已很好的时候，那是1949年的事了。

   

    决定黄茂才同党联系是经过江竹筠等我们几个人研究的，我们想能有这样的联系以便紧急时可以得到外边的消息。我们反复考虑找谁合适，第一要绝对可靠、安全；第二要便于联系，既要黄茂才容易去找，又要对方容易被找到；第三要估计可以将情况向组织反映，也就是说有组织关系的人。讨论来讨论去没有人能提出可靠的人来。我考虑再三提出由我去物色人选。当时江竹筠等难友也是只知此事由我负责而我没有让任何人知道狱外同志的姓名、住址，只有黄茂才一个人知道。当决定黄茂才去联系时，我们就决定了不让黄茂才再多做容易使人发现的好事，因为监狱中还是相当复杂的，同时决定难友们没有特殊情况不再让他向狱外送信。这精神黄茂才当时并不知道，因此发生过黄茂才主动要为难友捎信出去我们反而阻止的事，当时可能有个别难友并不理解，甚至有意见。

   

    要黄茂才去联系的人叫况淑华，她是我在重庆大学医学的同年级、同班、同寝室的同学，我们一块办壁报，参加抗暴运动、反饥饿、反内战等，后由我介绍她参加了“六一社”，我们十分相好，刘国鋕对她也很熟悉，因此，我认为她这人绝对可靠。况淑华的家就在七星岗协合里，是市中区比较热闹的地方，而她家又不是在热闹的大街上，她家中也比较单纯，不致使黄茂才的行动被人发觉；更重要的是同我一块入校的、同搞学生运动的一批人没有一个被捕的，在组织破坏之后，对这样一批人在清理关系时一定有党组织去找他们，因此只要和况淑华联系上就一定同党组织联系上了。基于这些认识，我决定让黄茂才去找况淑华。但我所写的信的内容十分一般，决不会从中找到有要和党组织接头的语句，可实际上从我一同况淑华有联系开始，领导况淑华的地下党领导刘康就知道了一切情况。关于狱中同狱外党组织的联系，从解放初到刘康同志1957年错划右派再到十年动乱这些艰难的岁月里，刘康同志始终清楚地、比我记忆还清楚地写了材料，历述了狱中给况淑华信的内容以及组织为监狱送过药品等情况。这是对监狱和组织联系的确认，也是迄今我们所知渣滓洞同狱外的许多联系中最稳定、时间最长的，通过党员而正式同党组织建立的联系，实际上像这样正式的联系只有女牢这一个。

   

    在我出狱后，并没有中断这一关系。我出狱后就由我通过黄茂才同江竹筠联系，云儿的照片也是由此渠道给江竹筠带去的。我离开重庆、江竹筠牺牲后，女牢还通过黄茂才于11月带过一封信出来。这封信由刘康同志保存现交到了档案馆。

   

    谁会料到当初千方百计争取、分化敌人的工作，当年卓有成效的工作会在以后带来无穷无尽的烦恼和折磨呢？解放初为了这件事对我反复审查，只因我的朋友没有一个被捕或发生其他问题的，只因我在渣滓洞没有写过任何的东西而恢复了我的党籍，可审查的人说“你真胆大！”“冒险！”十年动乱时那更不得了，我成了和特务有联系的人。黄茂才呢？解放前我离开重庆后不知他情况，解放初到重庆时见到他给况淑华的信说希望到重庆找工作，我只能将他的情况向组织反映，并要他就地登记，说明需要证明时我会给他写证明。从此石沉大海。在过去那样左的思想倾向比较厉害时，连我自己都成为历次运动的对象，又怎能实现对黄茂才的允诺呢？可是，共产党的政策怎么兑现，怎么让黄茂才相信共产党呢？十年动乱中把我打成叛徒时，他曾写过材料。我知道他是对我不满的，可我一个共产党员应该考虑的是党的威信、共产党人说话应算话，应当对他有所区别体现党的政策。终于在1981年，当刘德彬、胡春浦、张坤壁（即张秀贞）我们一块谈到这件事时，我们深感把黄茂才解放初判无期徒刑，1964年减刑释放回老家农村，没有能落实党的政策。于是由胡春浦、田一平、刘德彬、李玉钿、牛筱吾、杜涛、张坤壁和我八人认真地负责地讨论后写了一个关于黄茂才在渣滓洞的表现情况给统战部及中美合作所美蒋罪行展览馆。经过各方的调查核实，1982年4月政府宣告他无罪并在5月把他增选为县政协委员。他应该说没有辜负我们对他作过的工作。

  

   

    我1949年10月离开重庆到成都后不久，就在民盟的帮助下到了西康荥经，改名换姓了。到1950年初西康成都通车后才赶到重庆，可重庆各界人民1月15日的追悼会已开过了。我见了牛筱吾、皮晓云，才知她俩1948年11月离开渣滓洞后转到特刑庭，于1949年初释放，我又见到了李玉钿，才知道了在火烧渣滓洞中幸免于难的唯一女犯是盛国玉，可至今我未能见她。

   

    经过向同志、难友的了解，我才知道江竹筠、李青林是1949年11月14日在电台岚垭被秘密杀害的。11月27日大屠杀那天，邓惠中、陈继贤是提出女牢枪杀在渣滓洞附近的。大屠杀的时候，特务将女牢的犯人集中到楼下八室后，同男牢一样全是用机枪扫射的，女牢的胡其芬、李惠明、黄玉清、胡芳玉、朱世君、张静芳、左绍英、彭灿碧、马秀英、荣增明纷纷倒下，左绍英、彭灿碧没有保护到她们的孩子，可是娅娅没有死，当敌人来补枪时，罗娟华没有丝毫的迟疑，她扑向娅娅，用身体去挡子弹，但敌人这次没有走开又补了一枪，罗娟华和娅娅都牺性了！那被提出渣滓洞释放了又抓进监狱的杨汉秀，虽没有被杀害在渣滓洞，仍一样地惨遭毒害了！

   

    用什么来写下我的哀悼！人间没有我能用的语言！英烈们每个人的形象永远闪现在我的脑海：我怎能忘记同江竹筠亲密的交谈；我怎能忘记李青林教我做针线的情爱；我怎会忘记冒充我表姐的“公主”李惠明那贤惠的脸；我哪能忘记胡其芬卧病在床还改我的英文作业卷；我怎能忘记耐心、正直、默默作了不少思想工作的矮胖的陈继贤；我怎会忘记能干的张静芳为左绍英、彭灿碧接生时紧张、劳累的脸和她经常含着微笑的眼；我不会忘记一个普通的女人罗娟华，用自己的苦难去保护丈夫，把她美丽的青春消磨在暗无天日的牢里边；我怎么也不会忘记洗衣、挑水、煮东西都经常和我一起的黄玉清大脚板，呵！还有朱世君、马秀英、邓惠中的小脚……一个个烈士的身影在我脑海里不断涌现，我有时似乎不相信她们已被杀害，我不能想象这人间会有这样残酷的场面，——杀害不是一个两个、十个、二十个，而是一百一百地涂炭，这仇恨啊在胸间是那么不能平息，这哀思啊哪会那么容易随岁月流逝而淡忘！一个人一生经历了一次，—次就失去了几百个难友，十七个姐妹，一生永不会忘怀！

 

    不能忘记过去！忘记就是背叛！

 

原文1994年发表于《红岩魂——纪念11.27烈士殉难四十五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