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鋕被囚禁在白公馆一年多的岁月里，终年被关在不见阳光的牢房，只有极短的时间“享受”过一点可贵的“放风”，相当一段时间仍戴着手铐、脚镣。他曾与谭谟、王朴三人被关在白公馆左边的后面那间终年不见天日的楼下六室，新去的难友只听到过他的名字还未见过他，直到一九四九年八月牢房大调整时，他才关到平二室，同罗广斌、毛晓初、杜文博一起。他由于受了长期的折磨，胃病又经常发作，使他本来就矮小的身躯显得更加瘦小。在难得的放风时刻，他体力不支，总爱坐在院坝檐沟边的石头上，享受那一点阳光，捉衣缝里的虱子。人们见到他那苍白而浮肿的面孔，充血少神的眼睛，瘦弱不堪，他成了白公馆内身体最弱的一名囚犯，万万想不到仅在一年多前，他曾是一个浓眉大眼、双目有神、西装革履的英俊青年。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仍然很少想到自己，而关心的是同志、是党的事业。

 

    监狱里缺油少菜，几颗黄豆、几根藤藤菜，甚至一调羹盐水，都是十分宝贵的。能否经受敌人的毒刑拷打或诱惑，严守党的机密、忠诚于党的事业，固然是革命与叛变的分水岭、分界线；但是如何对待这每日每时的生活也从侧面反映出一个人的灵魂和精神境界。国鋕体弱多病，他收到过家里送到二处，由二处转来的一点奶粉、罐头之类的食物，他不仅嘱咐过他家也给我送一份，有时还将他的那一份中给我转送过来。剩下的他的那点东西，他从未一人独享，总是与他同牢的难友共享，他并不希图家中送东西来，他向同牢的难友说：“这不过是亲人希望我活着出狱的表示、心意。这点东西并不能根本改善监狱中我们的生活”。

 

    在白公馆，国鋕仍在继续为党的事业工作。他参加过做难友的思想工作，力争动摇的人不走上叛变的道路。他还参加了做争取、教育特务的工作，力争分化他们，教育可能争取的人。他出主意把什么《总裁言论集》之类的书籍中上、下“天地”空白纸裁下来，作学习、写字等用，这对烈士有的遗诗得以留存下来有一定作用。一九四九年十月，当国鋕和同牢的难友得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喜讯时，决定也制作一面五星红旗，同志们匍匐在地上，用磨快了的铁片切削布条时，国鋕的身体已支持不住参加这种劳动，他担任了放哨的工作。红旗做好后，他承担了秘藏红旗的任务。在他同罗广斌同志睡的地板之间，抠起了一个块地板，然后在支撑地板的梁上钉了一个钉子，他们将红旗包好，用一根绳子系着，挂在钉子上。这个秘密处所，并不是牢房所有难友都知道，因为他们得防止发生意外。国鋕保护着红旗、无论如何不让敌人发现，他们要在迎接解放的那一天拿出来，高高举起，这是同志们的心血，这是同志们的生命，甚至比生命更宝贵：它是同志们对党的赤诚的心！国鋕牺牲后，人们从秘藏的地方取出了这面红旗，红旗至今还在“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美蒋罪行展览馆中展出，它向前来参观的人展现出无数先烈为了人民的事业流血奋战的图画，这红旗的确是先烈的鲜血染成的。

 

    国鋕的亲属为了营救他，一直没有停止过活动，凡是他们能钻到的地方都千方百计地钻进去了。一九四八年冬，何北衡在南京通过蒋介石侍从武官、警察总署副署长唐毅，当面拜会了中国特务头子、保密局局长毛人凤，请求释放刘国鋕，毛人凤答应保全刘国鋕的生命。一九四九年四月，张群出任西南长宫公署主任时，由刘航琛、何北衡、卢作孚三人联名呈文向张群提出保释刘国鋕，条件是由二处监视国鋕乘飞机至香港，将刘国鋕交给刘国錤，再由刘国錤负责送至美国。这条件也即是使刘国鋕不会再发生危害的保证。张群将三人的联保信附上，批给徐远举核办，表示只要二处签呈上报他就批准。徐远举明知只要他同意即可释放刘国鋕，但他对坚贞不屈的刘国鋕恨之入骨，当刘航琛、何北衡、卢作孚三人找他时，他又推说“只要张群批下来，我就放人”，而把张群批他核办的文件压着，推来推去就是不释放刘国鋕。此时，正值国共和谈，国民党被迫答应中国民主同盟提出的释放盟员的要求，民盟千辛万苦、反复交涉后，开了一张要求释放的被捕盟员的名单，其中有刘国鋕。可是在释放盟员时，刘国鋕的名字被勾掉了。一九四九年八月，蒋介石、毛人凤到了重庆，开始部署大屠杀，毛人凤训斥徐远举释放民盟成员，徐远举把责任推给张群，毛人凤对张群十分不满，说是国家大局就坏在政学系头目身上。徐远举一切听从蒋介石、毛人凤的指示，亲自指示特务执行杀害杨虎城及其他共产党员的计划。大屠杀之前，徐远举亲自指示过释放一批人，但决不同意释放刘国鋕。他后来在认罪交待中写道：“我虽然受了贿，始终不同意释放刘国鋕”，“这是我对进步人士的仇恨”。

 

    国鋕在被捕以前，曾经不止一次说过：“我干的事情对国民党反动派几乎每一样都是死罪。如果我被抓到，很可能就地枪决”。因此，国鋕对被捕、牺牲是早有足够准备的。他被捕以后，在毒刑、诱惑及各种折磨面前，没有动摇，也没有过幻想，没有对死亡的恐惧。只有为人民事业牺牲的决心。但他和难友们又没有放弃各种工作，他们说：“多留下—个就多—分革命的力量”，在白公馆韩子栋同志逃出虎口后，据说许晓轩、谭沈明曾同国鋕商量过越狱计划，并为此积极进行着准备。但一九四九年九月秘密杀害杨虎城将军及宋绮云等，白公馆内无人知晓。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八日，陈然、王朴、成善谋等在大坪公开被杀害的消息传到白公馆后，国鋕向大家说：“陈然、王朴他们被杀害了，可能不久就要大屠杀了。大家要有光荣牺牲的思想准备，当然也要有行动的准备，要争取活着出去”，但当时没有在难友中公开过行动的具体细节。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四日在中美合作所内秘密杀害了江竹筠、杨虞裳、李青林等一批同志时，其中属白公馆只有一人，因而白公馆内并不了解大屠杀已经开始，也没有作出对付大屠杀的具体安排。大屠杀从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下午三时杀害黄显声将军起开始了。晚饭后，每间牢房的人都一个个地分别被提出去了。此时的白公馆内外全是武装特务、军警，同志们被单个地押出牢房、走出牢门。在这样的情况下，根本没有了越狱的可能，那十分秘密的越狱计划没有实现，被囚禁在这里的党员同志，除极个别幸免于难以外，已经全部牺牲，因而越狱计划也没有人保存下来。

 

    当同志们被押赴刑场时，他们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同志们虽然是单个地被押赴刑场的，但由于时间紧紧相连，而且都离白公馆不远，因而白公馆外的枪声不断地传入狱内，同志们都清楚大屠杀了！后面被提出去的同志一出牢房就高呼口号。屠杀的时间间隔越缩短，狱外的枪声、口号声连续不断。最后，被提出牢房的、关在牢房内尚未被押出去的及狱外走上刑场的同志们的口号声、歌声汇成一片，“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的国际歌声，震撼了白公馆、响彻着歌乐山，展现出一幅千古未有的英雄就义的悲壮、雄伟的画面。特务用枪口对着同志们，高喊：“不许唱”！可谁也没有屈服、谁也没有理睬。狗特务气急败坏地嚎叫：“死到临头了，还唱什么？”国鋕在牢里昂首怒目，冲着特务吼道：“你们这些狗东西也活不了几天了，你们的头头都跑不了啦！你们算什么东西？”特务狂叫着：“马上枪毙你们，看谁活不了！”国鋕放声高呼：“你们有今天，我们有明天！”这是时代的最强音！它道出了反动派必然灭亡、人民必定胜利的历史规律，表达了共产党人的坚强信心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

 

    全副武装的特务到了楼下二室门前，开了门上的锁，吼道：“刘国鋕，出来！”

 

    国鋕没有丝毫惊慌，不紧不慢地说道：“不忙，等我做首诗啰！”

 

    特务吼叫着：“刘国鋕，要枪毙你了，做他妈的啥子诗？”特务的吼叫声传到楼上，楼上的一个女同志偎依着两个孩子，听到这两句对话，记住了喊要做诗的同志的名字叫刘国鋕。

 

    国鋕被押出牢房，他回过头向罗广斌、毛晓初等同志说：“再见吧！同志们，我先走一步了。如果哪位同志活下来，一定要把刽子手们今天凶残的屠杀向人民公布！”

 

    国鋕被押走了，他边走边高呼：“反动派一定要灭亡！”“人民就要胜利了！”“中国共产党万岁！”他的声音久久在白公馆回荡。

 

    谭谟同志，当时身中三枪，和国鋕的遗体被丢进同一土坑，而后幸存下来。解放初期，他讲述了刘国鋕同志在赴刑场途中，痛骂蒋介石、国民党、徐远举，直到白公馆的特务。高声呼喊社会主义一定胜利，革命必定成功。就义时，他再一次宣布自己是共产党员，为革命而死，无上光荣，死而无憾！死而无愧！国鋕实际上没有做完他的就义诗，但同志们把他就义时的话连成了“就义诗”。他们说这诗是他的思想、他的语言，应该让它流传：

 

   　　　　同志们，听吧！

   　　　　象春雷爆炸的

   　　　　是人民解放军的炮声，

   　　　　人民解放了

   　　　　人民胜利了！

   　　　　我们——

   　　　　没有玷污党的荣誉！

   　　　　我们死而无愧！

   　　　　…………

  

    国鋕同在中美合作所被囚禁的三百多位同志一起牺牲了。他牺牲时还不足二十九岁。烈士们用鲜血和生命赢来了我们的今天，国鋕的“有共产党，我等于没有死”的声音，至今还响在我耳边。是的，烈士们没有死，他们和党永远在一起；是的，他们永远活在人民心间。

 

    ［注］关于刘国鋕同志入党问题，现在没有查清刘国鋕何时何地由何人介绍入党。南方局张佛翔同志说：“刘国鋕同志一直在南方局领导下工作，我们是把他当作党的干部使用的，已经研究过解决他的组织问题”。吴显钺同志在刘国鋕同志牺牲后，一九四九年底写了《我所瞭解的刘国鋕》一文，叙述了他从一九四一年认识国鋕以后对国鋕的了解、评价，并说有一次曾公开告诉过刘国鋕当时党的政策不恢复失掉了组织关系的，直到一九四六年通过吴显钺同志正式恢复了国鋕党的组织关系。吴显钺同志写道：“国鋕是一九四○年入党的，但时间不久，国民党投降派就发动了皖南事变，同时在大后方，残酷的杀戮和破坏爱国的救亡运动，使抗日高潮跌入非常消沉的低潮中。叙永分校的进步同学和党的领导人，没有即时认请当时的环境，没有正确的了解党的政策，在作风上转变不过来，所以在行动上表现过左”“在负责人疏散之后，国鋕就失掉了与组织的联系，叙永分校迁来昆明本校后，本校的进步同学和组织也全部执行疏散的决定离开了”。根据国鋕的历史，吴显钺同志长期同国鋕联系、有密切关系，而最后又为他正式恢复党组织关系，因此，他所写国鋕一九四○年入党情况我认为是可信而符合国鋕情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