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挺进报》

 

    关于《挺进报》的诞生以及其战斗历程，只有吴子见同志详细而又具体地谈到刘国鋕在《挺进报》的工作。曾紫霞生前对我谈到这个问题，对于回忆《挺进报》的艰苦斗争时竟然一字未提刘国鋕，她感到十分气愤。最近（1990年4月2日）我路过北京时又专程拜访了分别近40年的老战友吴子见同志，询问了关于刘国鋕同《挺进报》的关系。

 

    1947年初秋，我同六叔国铮、七叔国鋕都住在何北衡公馆的顶楼上。有一天，在顶楼上发现一块刻写蜡纸的钢版，鋕叔一看到就高兴地说，嘿，这东西现在很有用，便拿走了。后来他又问我能否找到会刻写钢版的人。可见他这时候已经跟地下报纸建立了联系。

    不久．我就看到吴子见把《挺进报》送到何公馆交给鋕叔。记得是一大包，大概有两三百份。根据吴子见的回忆，《挺进报》的大部分由江竹筠发行，小部分由刘国鋕发行。江的那部分由江自己来取，刘国鋕部分由吴送交。当时《挺进报》是用一种粉红色的打字纸印的，字写得很小，但很清楚。鋕叔每次收到《挺进报》后都要紧张工作好半天，首先是拟出分配名单，谁多少份都是经过慎重考虑的，仅分配就要花很长时间。记得有一次他严肃地说：“这是同志们冒生命危险印出来的，一张也不能浪费！”分配完之后，按收件人一件件卷好，然后他自己送一部分，我帮他送一部分。我们把卷好的《挺进报》藏在消毒棉花包里，装在精美的礼品盒里，送到银行、商号、学校、报馆以及研究机关等等。记得第一次给后来叛变了的李忠良送《挺进报》时，鋕叔特别嘱咐说他得写个介绍信，否则他不会理我。我问，他是个重要人物吧？鋕叔笑一笑说，不一定。我记得李忠良是在一家银行工作，他见到介绍信后收下了《挺进报》，态度亲切而神秘地悄悄告诉我说，最近宪兵队在车站又抓了两个人。接着又补充说，不是“我们”的人，是托派。

 

    不久，鋕叔对我谈起一次险情。有一次吴子见送《挺进报》来何北衡公馆时，在客厅里坐下来刚打开纸包，国民党内政部第二警察总队队长彭斌突然闯进客厅。彭是何北衡的亲信，得到过何的资助。吴子见赶忙将《挺进报》包好掩饰过去。鋕叔说，彭斌只要见过一次《挺进报》，他这回肯定一眼就能识破。后来平安无事，大概彭斌从来也没有见过《挺进报》。

 

    1948年春，鋕叔对我说，他决定在《挺进报》上连载延安出版的《辩证唯物论提纲》，叫我设法把那本书从泸州乡下弄到重庆来。我写信给弟弟以汶，托他把书寄到重庆来了。但《挺进报》遭到破坏，这件事情没有实现。

 

    上述这件事情可以充分证明，刘国鋕同《挺进报》并非一般关系，他不仅是《挺进报》主要的资助者，主要的发行者，而且还是它的主要的决策者。

 

    最后附带对《反攻》提供一点情况。1947年冬天，我在民建中学教书时与罗广斌住在一间寝室里，我从他那里看到地下刊物《反攻》，它跟《挺进报》大不一样，不是用粉红色打字纸印的，而是用一般印讲义的白纸印的，好象是装订成册，刻写油印的技术远不如《挺进报》高明，字迹有些模糊不清。记得有一次曹开同志（重庆广播电台）当面向罗广斌表示不满，说这样搞简直是浪费纸张油墨，罗广斌不同意这种说法，竭力为之辩解。鋕叔也看过《反攻》，他跟他们似乎没有联系，因为他曾向我评论《反攻》说，看来这里面有正规军（即有党的直接领导）。后来我看到罗广斌把用半边砚台刻成的“反攻”二字的刊头打碎后丢到便池里，这大概是他的杰作。罗广斌在联大附中读书时跟闻一多学过治印，我的一方至今珍藏着的笔名（柳一株）章，就是他帮我刻的。

 

六、营救过程

 

    1947年冬天，罗广斌有一次从市里回到民建中学时兴致勃勃地对我说，“他们”要把《挺进报》贴到市中心的精神堡垒上，而且还看到“他们”在写信封，要把《挺进报》寄给行辕主任朱绍良。我同意李维嘉的分析，当时这种“左”倾幼稚病的所谓“攻心”战，只能是自我暴露，引火烧身，“生怕敌人不知道我们在这里，吸引敌人集中力量来扑灭我们。”

 

    朱绍良收到《挺进报》之后，大发雷霆，命令行辕二处限期破案。当时清查《挺进报》主要采取两种手段，一是加强邮检，一是守邮筒，从中发现收和寄《挺进报》的人，一个追一个交出地下组织。像电视剧《反叛》那样派特务去办公室问别人“你有没有《挺进报》?”那是根本查不出来的。特务再蠢也蠢不到这样的程度。

 

    当时被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冲昏头脑，地下党一些人滋长了轻敌思想和盲动主义的偏向，在川东的农村武装斗争中亦有所表现。记得1948年1～2月鋕叔有一天夜里在何家挺气愤地说，“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根据地，几下子就给你断送掉了，这种工作作风真成问题！”我迷惑不解地问道：“什么作风?”“救亡作风。”后来才知道，当时在川东搞农村武装斗争的同志，有人根据四川全省国民党只有7个旅这一形势，就认为敌人兵力薄弱，不足畏，于是就在农村公开打出共产党的旗号，自称是共产党的武装部队，向群众公开暴露身份，向群众公开散发《挺进报》。那时候，人民解放军尚未入川，敌人调集军队重点围剿，很快就把根据地压垮了。我党领导下的那些乡长，逃到重庆开会，又被特务包围会场，几乎一网打尽。开会的地点就在李忠良家里。

 

    鋕叔的下级李忠良被捕后供出他在何北衡公馆的住址。1948年4月10日，国鋕在何家沉着、机智地逃脱特务的魔掌，在通知同志们转移之后，他到荣昌大姐夫郭质彬家（1927年“三三一”惨案后，杨闇公亦在他家躲过难）等候上级冉益智（市委副书记）把组织关系转到成都或昆明。不料冉益智（化名张德明）4月17日在北碚被捕后又供出鋕叔在荣昌的地址。1948年4月19日，刘国鋕和曾紫霞终于在荣昌被捕。如果刘国鋕不是把组织关系看得比生命更重要，他离开重庆之后只顾自己个人的安全，跑到乡下去躲起来，特务根本无法抓到他。解放后，出卖刘国鋕的这两个叛徒李忠良和冉益智都受到了应得的惩罚，由人民政府公开审讯，判处死刑。

 

    关于鋕叔被捕的经过，以及家里对他的营救过程，曾紫霞在《刘国鋕》一书中都有详细的介绍。而有的文章竟然提到徐远举用吉普车把刘国鋕五位亲友送到白公馆，向国鋕劝降，要他交出组织的事。我为此事，在今年3～4月间，专门在成都问过三姑国凤（成部铁路局，已退休）。又在北京问过五叔国錤，六叔国铮，他们都说根本没有这回事。

 

    我祖父名振圻字玉京，土生金，五叔是国錤，不是“国琪”，金生水，“以”字辈都是三点水。刘航琛的父亲刘子修（曾任川南都督府工业部长）同我祖父联宗，他跟鋕叔同辈，鋕叔叫刘航琛二哥。营救鋕叔时，主要是由刘航琛出面，找了何应钦，找了毛人凤，后来又找了徐远举。

 

    1948年4月10日，特务到何公馆没有抓到鋕叔，就把三姑国凤、六叔国铮和表妹屈义嵩都抓到行辕二处(老街32号)关押起来，直到4月19日在荣昌抓到了鋕叔才释放了他们。

 

    我当时在民建中学教书。一向是每星期六回到何家住一夜，同鋕叔谈论民建的工作情况。4月初的那个星期六，亦在民建教书的表妹屈义莲（我们1948年结婚），已预订了去北平的飞机票．表面上说是回到燕京大学去复学，完成最后一年的学业，实际上是去解放区，经吴玉章介绍，已经联系好了。我因为要送义莲，星期六没有回何公馆，星期天才同她一起到市内。正好在街上碰到我的一个表兄孙振凯。他告诉我七叔出事了。我打电话到何家试探虚实，发现特务没有撤走，马上挂断电话，不敢去何家。到几个亲友处打听消息，才知道，特务正押着六叔到各亲友家里到处找七叔，找不到七叔又要抓我。我放在何家的两厚册贴稿簿和《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等都被特务搜去了。当时我十分幼稚可笑，书上不仅写了姓名，而且还盖了印章，好象生怕特务抓不到证据似的。果然，在荣昌逮捕了鋕叔之后，1948年秋特务机关又对我下了通缉令。

 

    刘国凤、刘国铮、屈义嵩和屈义莲，他们四人谁也没有去过白公馆，谁也没有见到过刘国鋕，“劝降”一事完全是无中生有。鋕叔被捕以后，家人亲友中唯一见过他一面的是国錤五叔，而且相会的地点亦不在白公馆（那里是监禁政治要犯的极端保密的集中营，根本不可能让外人进入），而是在行辕二处徐远举的办公室里。相见时的全过程，曾紫霞在《刘国鋕》一书中已有详细记叙，我就不再重复了。电视剧《反叛》中有个镜头是刘国錤在徐远举的办公室里向徐行贿，送上烟酒点心之类。这是把眼下的不正之风同解放前的行贿作了可笑的类推。五叔当时送给徐远举的礼物是一个金烟盒，一个金坤表，还有女衣料，价值几千元港币。而且礼品哪能送去办公室，是送到张家花园徐远举的官邸。徐远举在他所写的《血手染红岩——我的罪行实录》中坦白交代说：“本来释放刘国鋕，在我当时的反动职权上，不成什么问题。只是我的反动思想作祟，反动政治成见太重，对刘国鋕是四川大资产阶级大地主的子弟，也为共产党闹革命，大惑不解……我虽受了贿始终未同意释放。”在《罪行实录》中，徐远举亦提到国錤五叔同国鋕七叔兄弟俩在他办公室里见面一事，却一字未提到有过曾用吉普车把五位亲友送到白公馆向刘国鋕劝降的事情。

 

    电视剧《反叛》的编导人员不仅不了解刘国鋕，而且亦不了解旧中国，使人看后感到面目全非，别说神似，连形似都说不上。刘国鋕是革命知识分子的典范，他的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是从哲学研究中得出的结论。他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他的共产主义世界观是建立在坚实的理论基础之上，因而能经得起种种严峻的考验。刘国鋕是个知识渊博、理论素养高、说话风趣、富有幽默感的高级知识分子，政治上成熟，工作上沉着老练的全重庆市学运领导人。而电视剧《反叛》上的刘国鋕却是个浅薄、幼稚，只凭一时的热情跟着别人跑的中学生。鋕叔在联大读书时，穿着破旧，以致有一次乘飞机时，机场上的门卫把他当成搬运工。但是在参加工作之后，为了工作上的方便，亦为了掩饰自己，他却一直穿笔挺的西服，还打了领带。鋕叔从未跳过秧歌舞，倒是喜欢唱歌，特别是苏联歌曲和古典名歌。苏联的《夜鸳曲》和《祖国进行曲》就是他教我唱的。他常常唱高尔基作词的《囚徒》：“太阳出来又落山啦，监狱永远是黑暗……”和歌德作词、舒伯特作曲的《魔王》，还同我谈论过《魔王》歌词的哲学含义。鋕叔曾对我说，一个人应该会一种乐器，否则就难免俗气。《反叛》中的刘国鋕，穿着破衬衫跳秧歌舞，与原型根本不符，使人感到不伦不类。

 

    不仅主角不像本人，连配角亦不像。刘国錤在香港银行当经理，经常来往于香港、澳门、上海之间，生活豪华，手面阔绰，而《反叛》中的刘国其却成了个形象猥琐的小商人。何太太是50来岁的中年妇女，国民党高级官员的夫人，风度雍容华贵，从来没看见她穿过花衣服，戴过金首饰，而《反叛》中的何太太竟变成一个年轻、庸俗、花枝招展的国民党军官太太。

 

    最后我想附带提到一个插曲。抗战末期，从峨眉山下来一个中年和尚，住在我们一个亲戚大地主家里，他是个五花和尚，既抽大烟又吃荤喝酒，地主们之所以乐于接待他，是他会看相，而且看得相当准。我们家送去几十张相片请他看，大都能说准几分。对鋕叔的相片，他一语惊人，他说，此人很有心机，但将死于非命，大家听到后都有些不安，而鋕叔却一笑置之。关于看相一事，鋕叔曾同我议论过，他坚持唯物主义的观点，认为根据长期积累起来的经验，从相貌上推断一个人的禀赋、性格以及他的主要经历等等，都是可能的，但要预测他未来的吉凶祸福，却是不可能的。看来世界上的事情极其错综复杂，有些偶然的巧合的确不可思议。
  

原文1990年1月发表于《大连大学师范学院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