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前副主任，后来被党史界誉为“重庆党史活字典”的党史专家胡康民，在搜集、研究重庆地下党历史资料时，发现了1949年11月27日从白公馆大屠杀中侥幸脱险的罗广斌于1949年12月25日上交给中共重庆市委的一份《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这份报告共分七个部分，其中最为重要是的第七部分“狱中意见”，这是被关押在渣滓洞和白公馆两座魔窟中的烈士们在直面死亡的最后关头，毫无顾忌、不加掩饰地向党组织提出的强烈要求和真诚希望。这一部分被胡康民总结概括为“狱中八条”，于1989年在《红岩春秋》的“渣滓洞、白公馆烈士殉难40周年纪念特刊”中首次披露。1996年，重庆歌乐山烈士纪念馆在北京举办《红岩魂》展览时将“狱中八条”向社会公开展示。这就是后来影响极大的殉难于重庆渣滓洞、白公馆的烈士们提出的八条意见。

 

    因“狱中八条”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所以多年来其真实性也曾多次被质疑，有些人难以相信在半个多世纪前烈士们就能够提出“防止领导成员腐化，严格整党整风”这样矛头仿佛直指当今某些领导干部的作风，与时下一些社会现实十分契合的意见。随着《报告》原件的解密，使更多的人终于能够看到这份凝结着烈士血泪心声的报告的原始面貌。58年后的今天，再来重读这份报告，让人更加感受到烈士们留给后人的这份珍贵遗产所承载的沉重历史感和深远的现实意义。

 

    以下是“狱中八条”的原文，即罗广斌《报告》中的第七部分“狱中意见”（1~7条括号中内容为本文作者所加）。

 

    1．领导机构腐化——在蒋介石匪帮长期黑暗统治的地区，尤其是四川，地下党的困难是相当多的。在秘密工作的原则下，横的关系不能发生，下级意见的反应（映）和对上级批评不容易传达。因此，总的斗争原则的把握必须是有相当经验、能力的领导者。领导的是否正确，基本上决定了斗争了（的）成功或失败，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特点。但是四川地下党，由于历史上的缺陷，成分一直不纯，组织也复杂，步调上不一致、不平衡。若干老干部在长期消极隐避（蔽）政策下，并没有严格地完成“消极隐避（蔽），长期埋伏，埋头工作，努力学习”的要求，消极了，隐避（蔽）了，长期埋伏了，但没有工作，没有学习，没有积极地要求自己进步。逐渐地在思想上、意识上产生了脱党的倾向，甚至在行动上也反映出来，这些落后的，但资格很老的干部，抓住了领导机构，造成了领导机构的无组织、无纪律的腐化状态，例如，石果（王璞，中共川东临委书记兼上川东地工委书记。1948年8～9月领导了华蓥山联合大起义，9月7日因游击队员枪支走火不幸牺牲。）和刘仲益（刘国定，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叛徒，1951年被镇压）每次会面不能谈任何问题，稍微意见不合，就吵起来。这中间石果事实上还是最好的领导人，但由于没有大规模的群众斗争和吸收斗争中的经验，风浪来了也仍然把不住舵，只好回家读《三国演义》。当然，他的失望、悲观是可以想见的。

 

    这种从上而下的腐化，是四川地下党斗争失败的基本原因，所以狱中一般反应（映）认为下级比上级好，农村干部比城市干部好，女干部比男干部好。陈然（中共《挺进报》特支代理书记，1949年10月28日牺牲于大坪刑场）说：“四川党是小资产阶级的党”也有部份理由。

 

    2．缺乏教育，缺乏斗争——由于领导机构的不健全，事实上没法子领导任何大规模的斗争，也不能在斗争中教育干部，提高干部。已有的斗争，大多数是“制造”的，没有群众基础的，不是根据群众要求而加以领导的，所以只有政治斗争而没有生活斗争。就在这些斗争里，也仅仅依靠干部的原始热情冲锋，所以陈然说：“我们像矿砂一样，是有好的成份，但并没有提炼出来。”

 

    3．迷信组织——下级干部一般比较纯洁、热情，但斗争经验不够。始终崇拜上级，迷信组织，以为组织对任何事情都有办法，把组织理想化了。加上上级领导人，高高在上，不可捉摸，故意说大话，表示什么都知道，都有办法，更使下级干部依赖组织，削弱了独立作战的要求。江竹筠（中共下川东地工委与南岸工委联络员，1949年11月14日牺牲于电台岚垭）。曾发现这问题，提出过：“不要以为组织是万能的，我们的组织里还有许多缺点。”王朴（中共重庆北区工委委员，1949年10月28日牺牲于大坪刑场）被捕前就一直认为组织总是有办法的，没有想到自己就是组织里的一份子，组织的有办法，是靠组织的各个份子有办法得来的。所以后来他说：“以前我对组织一直是用理想主义的观点来看，今后，一定要从现实主义的立场来看了。”

 

    4．王敏（中共上川东第一、第五工委委员，华蓥山起义失败后因叛徒出卖被捕，在狱中坚贞不屈，1949年11月14日牺牲于电台岚垭）路线——地下党经过长期隐避（蔽），没有工作和斗争，而整个革命事业，随着渡河进入高潮时，根据指示，川东党发动了下乡运动，极力想准备地下武力，发动民变斗争。在执行这一任务时，发生了和原来的过右作风相反的过左的盲动作风。彭咏梧（川东临委委员兼下川东地工委副书记，1948年1月领导了下川东起义，1月15日在战斗中牺牲）到云阳立刻批准作战，没有仔细研究、调查和加以全面计划，违反了“不打得不偿失的（之）战”的原则作战，他的牺牲，自己应负较多的责任。但这些毛病，集中地表现在王敏的领导上，首先，王敏指出，刘伯承已经渡黄河了，今年（原注：一九四七）年底，一定要进四川，如果我们还不干，就来不及了。他开始调查从前脱党的已经腐化、落后的人物，而且一一恢复关系，事实上是强迫的、威胁的，具有“你曾经当过共产党，现在你若不参加，那就不得行”的念头。表面上，他的发展很快，彭咏梧对刘国鋕（中共重庆沙磁学运特支书记，1949年11月27日牺牲于白公馆松林坡）说：“有位同志，在两个月发展了三县组织！”特别提出夸奖，对脚踏实地的工作者，像王朴等的地区，反而认为“不行”。彭（原注：或者石果）到乡下走了一趟，转来说：“真好极了，简直像解放区！”李大荣（中共虎南区区委委员，1948年7月22日牺牲于肖家湾刑场）是（民国）十八年左右入党的，但一直没有联系。他自己虽然还保持着基本的革命的立场，但对政策、对理论已经完全隔膜。王敏告诉他，群众情绪很高，群众大会的结果如何热烈，要他办一个兵工厂，造子弹、修枪。李很老实，很负责的从万县买回了机械、材料，但王敏没有找好工人，没有开工。后来李被捕说：“我以后不搞政治了，想出家当和尚。”王敏所恢复的，就是这样政治水平的“同志”。但李是好的……王敏根据他的工作，认为干起来，开头至少是一两千人，只要拿出旗子来，农民就会来的。结果邓兴丰（中共南岳场特支书记，1949年11月14日牺牲于电台岚垭）和他起事了，只有一百个人，除了干部，只有土匪，农民并没有多少。原来由他接头恢复的“老同志”，根本就没有动。当然，在那个时候，农民的觉悟程度比起以前，是大大的提高了，但王敏把这种觉悟程度视为组织程度，过高的估计了自己。说一起事，国民党政权便会垮台，又过低的估计了敌人的力量。没有踏实的群众观点，一点一滴的从教育农民，组织农民，从生活斗争开始，而一开始就是采取最高形式的“起义”，后来李大荣说：“我糟（遭）了王敏的吹工”。真是十分沉痛的话。达县失败后，王敏听说受到严格的批评，停止了他的工作。后来因为没有人，才派他去营山，结果才一个月，又搞开了，围剿下失败了，自己被俘。像这样没有依照群众利益，从根做起，永远都不可能成功，听说在武胜，一支民变武装，打开了乡公所的谷仓，叫农民去分米，农民不去，后来挑来放在农民大门口，农民也不敢收，这说明乡村的基础是怎样的了。王敏结了三次婚，王朴和他一道工作过，相当了解他。对王敏的意见主要是由王朴、刘国鋕、陈然、我讨论过而提出的。当然，犯这种错误的，不只他一人，但正因为不只他一人，所以应该提出。王敏被捕后，邓兴丰和他对质，王说：“现在我完了，一再犯错误，以后组织上不会再要我了。”但他是否交人，不清楚。刘国鋕认为：“假如他不被捕，胜利了以英雄姿态出现，许多人真会死不瞑目！”

 

    5．轻视敌人——没有认识敌人是有若干年统治经验的反动政权，对于特务存着：“是什么东西？”的看法，没有知道特务机构是统治的核心，是最强大的敌人。有些同志只是怕特务，但仍然不了解他们。从重庆组织开始破坏起，特务学会了许多斗争经验、捕人技术。比如捕凌春波（中共党员，1948年7月被捕，后脱险）等是通知他到小龙坎接长途电话。特务后来是一开口便是“出身”、“阶级”，我们的书刊，他们有专人研究，通讯一律检查，捕董务民时，给他看所收集的厦门、贵阳各地的有关信件，加上有叛徒协助，结果是敌人是在暗处，我们是在明处，处处出事。后来程谦谋（中共党员，1949年11月27日牺牲于渣滓洞）说：“我们把敌人估计得太低了。”第  1  2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