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经济、恋爱、私生活——从所有叛徒、烈士中加以比较，经济问题、恋爱问题、私生活，这三个个人问题处理得好坏，必然地决定了他的工作态度和对革命的是否忠贞。刘仲益、蒲华辅（中共川康特委书记，叛徒，1949年10月28日被枪杀于大坪刑场）在经济问题、私生活上腐化倾向特别严重。而恋爱问题，是每个叛徒都有问题的，在工作上，因为经常讨论、报告，犯了毛病容易发现，也有较多改正机会，而私生活一般是不大注意的，但是在这些问题的处理上却清楚的反应（映）了干部的优劣。

 

    7．整风、整党——眼看着革命组织的被破坏，每个被捕的同志都希望组织上能够提高一般的政治水平，严格的进行整风整党，把一切非党的意识、作风洗刷干净，不能容许任何细菌残留在我们的组织里面。被捕近十年的许晓轩（中共重庆新市区区委委员，1949年11月27日牺牲于白公馆松林坡）同志很沉痛的口述过他对组织上唯一的意见，他们被捕前，重庆已发现消极隐避（蔽）下，个别同志的思想、生活，有脱党腐化的倾向，并已着手整风，没有想到，后来这种腐化甚至破坏了整个组织，真是太沉痛、太难过了，这种损失，是对不起人民的！希望组织上能够切实研究，深入地发现问题的根源，而且经常注意党内的教育、审查工作，决不能容许任何非党的思想在党内潜伏！

 

    8．惩办特务——对于虐待“政治犯”，屠杀革命战士的主要特务，应该缉拿候案予以惩办，包括叛徒在内。

 

    毛仁凤（保密局副局长） 徐远举（西南区主任，二处处长） 周养灏（西南区副主任） 雷天元（二处科长） 左志良（二处科长） 张玠（二处主任法官） 卢章（前二处科长） 齐玉麟（二处行动组长） 李磊（渣滓洞所长） 徐贵林（渣滓洞管理组长） 白佑生（前渣滓洞训导组长） 陆景清（白公馆所长） 杨进新（白公馆管理组长） 张鹄（前白公馆所长）

 

    刘仲益（叛徒） 冉益智（张德明）（叛徒） 李忠良（叛徒） 李文祥（叛徒） 骆安庆（叛徒）

 

    罗广斌《报告》的这一部分被胡康民总结概括为“狱中八条”，虽然文字表述上与罗《报告》略有不同，但却准确无误地体现了“狱中意见”的精髓。

 

    一、防止领导成员腐化；

    二、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

    三、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

    四、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

    五、切勿轻视敌人；

    六、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

    七、严格进行整党整风；

    八、惩办叛徒特务。

 

    1948年4月重庆发生了《挺进报》事件，时任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副书记的刘国定、冉益智以及时任中共川东临委副书记兼下川东地工委书记的涂孝文、时任中共上川东地工委委员兼上川东第五工委书记的骆安靖、时任中共川康特委书记的蒲华辅等相继叛变，使川东地区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并祸及川康，几个叛徒出卖了200多名党员干部，其中100多人被捕牺牲。烈士们在狱中以自身的经历对这次大破坏给中共事业造成的严重损失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向中共组织提出了真诚的批评和建议。

 

    在这次中共地下组织遭到的大破坏中，叛徒只是极少数，但其中多为职位很高的领导干部，正是由于少数主要负责人的不良品质和错误行为给革命事业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因此烈士们首先提出的就是“防止领导成员腐化”，这里所说的腐化主要指的是部分领导干部片面地理解了“消极隐蔽，长期埋伏”的精神，不重视学习，没有积极地要求自己进步，逐渐地在思想上、意识上和行动上产生了脱党的倾向。高级干部之间不能互相监督，对错误行为不能进行批评斗争，即使是王璞这样优秀的领导人，对于刘国定的错误行为也是放任自流，不加约束，最终养痈遗患。而对高级干部缺乏监督的后果是灾难性的，冉益智、刘国定、蒲华辅等人平时贪图安逸、生活阔绰、害怕困难，在经济、恋爱、私生活方面都存在严重问题，一旦被捕，势必贪生怕死，经不住考验。烈士们强烈呼吁要加强对全体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监督教育，严格整党整风，加强实际斗争的锻炼，洗刷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和作风，保持党的纯洁性。这是他们以生命为代价换来的沉痛教训，也是他们发自内心的呼声。这一沉重的警示直到今天仍然有着极强的现实意义。

 

    不能一味迷信上级领导，不要把一切都理想化，不要轻敌，这是烈士们总结出的另一条深刻教训。他们最痛心的是自己被曾经敬仰崇拜的上级所出卖，曾经满口“理想”、“气节”的领导人，一遇到考验便成了可耻的叛徒。他们沉痛地指出：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应该明白自己是党组织的一员，不要认为组织是万能的，上级是绝对正确的，是共产党员就必须严格要求自己，积极参与斗争，整个党组织才能有战斗力。而对于敌人的轻视麻痹同样会给革命事业带来重大危害。从本质上看敌人是腐朽没落的，必然要失败的。但是在局部上，敌人却占优势；在战术上，敌人并不愚蠢。敌特对地下党已有多年研究，再加上叛徒为虎作伥，形势更为严峻，而许多同志却蒙在鼓里，缺乏足够的警惕性。正如程谦谋烈士所说：我们把敌人估计太低了，太麻痹轻敌了。

 

    1947年底到1948年9月，中共川东临委先后发动了下川东的奉（节）大（宁）巫（山）、上川东的梁（平）大（竹）达（县）和华蓥山地区广（安）岳（池）合（川）等县的三次武装起义，由于敌我力量悬殊，三次起义都以失败告终。“狱中意见”的第4条“王敏路线”就是狱中同志针对这三次起义的经验教训而言的。狱中同志将其上升到路线问题来认识和分析，认为当时川东临委的某些领导人和起义的组织者在这个时期从原来右倾的“消极隐蔽”转变为左倾的盲动主义，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为配合解放大军的胜利推进，发动武装斗争，其目的是正确的，但是，起义的组织者领导者片面地领会上级意图，忽视发动武装斗争的客观条件，没有深入发动群众，不顾当时敌我力量悬殊的实际，而怀着侥幸取胜的心理举行缺乏群众基础的暴动，其结果是招来敌人大兵围剿，造成起义失败、大批起义人员（包括王敏自己在内）被捕牺牲的悲剧。

 

    对于这三次起义的成败得失，多年来党史界一直持有不同的看法，从当时的情况看这三次武装起义在国民党统治区引起了巨大的震动，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正如邓照明老人在其回忆录《巴渝鸿爪》中所述：这三次起义“扰乱了敌人统治的后方，牵制了敌人的二线兵力，从而配合了解放战争”。不论人们如何评价这段历史，仅从宏观角度来看烈士们关于要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的思想是完全正确的，也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惩办叛徒、特务是烈士们提出的天经地义的正义要求，文中提到的特务，除毛人凤、陆景清、雷天元逃往台湾外，其他人员解放后全部被缉拿归案。徐远举、周养浩被送进战犯管理所改造；左志良畏罪自杀；陆坚如、徐贵林、杨进兴、张鹄被判处死刑；张界、漆玉麟被判处死缓；其余被判处有期徒刑。刘国定、冉益智、李忠良、李文祥（中共重庆城区区委书记，被捕8个月后叛变）这几个出卖了大批同志后又加入特务组织为虎作伥的败类，在1951年被镇压，骆安靖被判处死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双手沾满烈士鲜血的特务和叛徒最终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提出这份“狱中意见”的烈士们大多数是党的中下级干部和普通党员，与少数高级干部丧失信念堕落为叛徒相反，他们被捕后却能够置生死于不顾，坚守气节，以一己的牺牲保全组织和同志，许多烈士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关心的仍然是党的事业，留下了千古英名。

 

    凡是对这段历史有所了解的人，都会对刘国鋕烈士和他那首慷慨激昂的《就义诗》留下深刻印象，这位出身富裕，毕业于西南联大经济系，曾经为《挺进报》做过大量工作，领导过重庆地区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的年轻共产党人，在赴难前没有给自己的家人和挚爱的未婚妻留下遗书，只要求能够活下来的同志将他最后的愿望转达给党组织：“希望在解放战争胜利以后，迅速完成繁荣经济、发展生产的任务，完成死难同志们的共同遗愿！”

 

    另一位同样出身于富裕家庭，曾就学于复旦大学新闻系的王朴烈士，动员母亲将变卖自家田地的一千多两黄金交给地下党组织作为活动经费，并创办和改办了莲华小学、莲华中学和志达中学，这几所学校成为江北区和北碚地区党的领导机关和活动中心。牺牲前他在给母亲的遗书中写道：“娘：你要永远跟着学校走，继续支持学校，一刻也不要离开学校，弟妹也要交给学校。”

 

    1940年被捕，白公馆狱中斗争的主要领导人许晓轩烈士在赴刑场之前留下了这样一句话：“胜利以后，请转告党，我做到了党教导我的一切，在生命的最后几分钟仍将这样……”，他殷切期望党组织能够经常整党整风，清除非无产阶级意识和作风。

 

    走过58年的光阴，今天人们读到烈士们留下的铮铮话语仍会深深感受到其中闪耀着理想和信念的熠熠光辉。

 

    这份“狱中意见”， 是对地下斗争的教训的深刻总结，其中凝结着烈士们的深沉思考，寄托着他们的殷切期望。在中国进入了新的历史时代的今天，再读这份浸透着烈士血泪的报告，仍然可以感受烈士们那一颗颗无比忠贞的拳拳之心。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烈士们用他们的热血和赤诚写下的这份沉甸甸的报告，将永远穿越时空，历久弥新，为后人敲响警钟。

 

    附注：本文写作中曾多次向胡康民老师请教并得到他热忱的指导，不料初稿刚完成时却意外传来他去世的噩耗……谨以此文作为对他的纪念。

 

原文2007年11月23日发表于烈火红岩主题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