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夏天，我在成都春熙路西段的现代书店里，结识了两个热爱学习、追求真理的年轻人：叶正邦和他的堂妹叶孟君。两个高中毕业生，在失业与升学的彷徨路上。现代书店成了他们常来吸取“进步力量的精神粮食‘食堂’”（这是孟君常说的一句话）。高尔基的《母亲》、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鲁迅的《呐喊》、毛泽东的《论解放区战场》、斯诺的《西行漫记》……两兄妹常和我抢着借阅。由于争阅进步书籍的共鸣，我和两兄妹结下了较深的革命友情。在现代书店进出的短暂日子里，我们可以不避讳地谈美帝国主义支持蒋介石打内战是不得人心的，也可以抨击国民党四大家族的腐朽与黑暗。为了宣传革命的道理，为了让自己的思想觉悟得到更大的提高，正邦节衣缩食，自筹资金，请朋友们帮助，在他家里还办了一个家庭图书馆。正邦说：多收集些进步的书刊、杂志，为无力进校学习的青年提供自学条件。因此，我把自己读过的一些革命书籍，全部捐给他的图书馆。真没想到这些图书，后来也会成为国民党特务对他逮捕的证据。

 

    现代书店，被敌人叫做“共产党的联络站”，在传播革命思想，联系进步力量的活动中，起了一定的作用，从而引起敌特注意，不久就被勒令关门了。但在现代书店进出的一批年青人，又悄悄地被吸引到叶正邦的家庭图书馆来了。

 

    不久，我离开了成都，去下川东参加华蓥山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

 

    1948年10月，我在垫江女子中学搞武装斗争的联络站，不幸被敌人逮捕，押送到重庆，囚入中美合作所的渣滓洞牢房。在这里，不但碰到成都开现代书店的蔡梦慰，同时也见到了开家庭图书馆的叶正邦，真是“狱里相逢倍相亲”。我关在楼下8号牢房，正邦囚禁楼下6号牢房，利用龙光章追悼会的集体活动和春节联欢大放风的机会，正邦告诉了我关于他的被捕和孟君的成长及其失踪的情况。

 

    叶孟君是1946年暑假考入沙坪坝重庆大学的。一个温文尔雅、目光善良而富有智慧、明眸皓齿、举止端庄的女大学生，来到战斗的山城。环境变了，在重大教育系里，她如饥似渴地阅读《新华日报》、《群众》杂志、《大众哲学》，与同级的进步同学秘密传阅南方局油印的《青年问题参考资料》。她结识了共产党员曾紫霞、宋廉嗣、况淑华等同志，特别是曾紫霞（即《红岩》小说中孙明霞的原型）对孟君的启发帮助很大。她和宋廉嗣一起利用星期日进城逛进步书店，倾听进步人士的讲演和时事报告，参加进步同学组织的歌咏队，不久又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六·一”社社员领导的《夜哨》壁报的工作。孟君努力写稿，发挥她的写作技巧，并参加了该墙报的编辑工作。

 

    同年12月，重大女同学抗议北平美军强奸北大女生沈崇的暴行。学校女生宿舍门口贴出了大幅标语：“女同学们要站起来！不能低声下气地忍痛不理！”“美军滚出中国去！”就是孟君和进步同学，在党的领导下张贴出来的。她积极投入了重庆大学抗议美军暴行的行列。当时重庆65所大专院校15000多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议美军的示威游行，口号声震撼山城，震慑了法西斯匪徒在重庆的老巢——西南长官公署，留在重庆的美军也将头龟缩回洞子去了，领事馆的官员也夹着尾巴躲进官邸了，捣乱的特务也不敢公开出来抓人，只在人丛中摇头叹息而已。

 

    在抗议美军暴行中，孟君认识了群众力量的伟大。

 

    1947年春，国民党撕毁政协和谈决议，内战逐步升级，中共四川省委和重庆《新华日报》全体同志被迫撤回延安。白色恐怖笼罩山城，镇压与反镇压、迫害与反迫害的斗争愈演愈烈。叶孟君在重庆大学参加反内战、反饥饿委员会发起的罢课运动。沙磁区当时是国民党重庆警察局局长唐毅公开坐镇的处所，对学生运动坚决镇压。“六一”大逮捕，重大被抓走三十多人，孟君亦被列入黑名单。当特务进校时，她得组织通知后临时脱险。营救被捕同学，学校成立“六一事件后援会”。孟君不畏强暴，在班上和特务学生辩论，对三青团骨干分子的谬论予以驳斥，写文章对当局无理拘捕学生的罪恶行径予以抨击。在重大“后援会”成员中，她工作积极，因而引起学校职业特务的注意和仇视。1947年10月23日上午，叶孟君由教室回寝室加衣服，便在途中被特务绑架了，从此孟君便永远失踪。叶孟君被特务绑架后，重大训导长侯风（中统特务分子），便假惺惺地找与叶孟君要好的同学宋廉嗣查询，把小宋叫到办公室进行个别谈话，又派出特务学生暗中跟踪宋廉嗣，监视小宋的一切活动。与此同时，对小宋的课桌、床铺和未上锁的书箱都进行搜查；还蒙骗唆使幼稚无知的女同学赖国卿把小宋骗到沙坪坝警察分所所长处进行非法审讯，百般恫吓，并限期要小宋交出叶孟君来。

 

    失业在家的叶正邦，因办家庭图书馆的事，亦遭到“警告”。派出所的司法行政科长找他个别谈话：“到你家看书的是些什么人？你家藏的是些什么书？你参加了什么组织？应老实讲出来，否则你很危险。……年轻人不能误入歧途，和你来往的人都有异党活动，特此警告你。”正邦忍痛烧掉部分书籍，并转移了一些好书，同时告诉青年朋友们不要到家里来看书了，应转移。他对旧社会的恶势力并不屈服，仍和川大、华西大学的进步同学林温如、邓文质等谈论时事，交流学习心得。孟君入重大后，仍和正邦通信，并给他寄去《青年问题参考资料》和《学生导报》；叶正邦也把自己在成都得到的地下党的油印刊物寄给妹妹。两兄妹交流进步思想，互通学习情况，彼此书信往来较为密切。

 

    1947年的11月5日，正邦从重庆的《大公报》上突然发现“重庆大学叶孟君失踪”的消息，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努力保持着镇静，一字一句地读完这条消息后，非常震惊和愤慨。他知道：那时，国民党反动当局虽然极端仇视进步力量的活动，但迫于舆论压力，不敢完全公开地对进步分子加以迫害；但他们利用特务暗中破坏，革命人士失踪的事件是时有发生的。成都龙泉山的活埋，重庆、江津长江的沉尸，正邦早就听说过。

 

    叶正邦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立即着手写出了《清理叶孟君下落》和《营救计划》，在成都隆昌同乡会和孟君毕业高中的校友会上散发，组织对孟君的营救，并把自己拟定的《计划》分别寄重大孟君的好友宋廉嗣和自己在武汉大学上学的高中同学廖尚光，希望能在成、渝、武汉三大城市同时发起呼吁行动，敦促学校当局向政府施加压力，追查出叶孟君的下落。

 

    正邦寄往重大宋廉嗣的《营救计划》和前几天寄叶孟君的地下油印刊物，落入敌手。国民党特务从邮件上跟踪找线索，查到正邦的住址。1947年11月19日深夜，由重庆二处派去的特务，伙同成都警察局的特务，去到成都东2巷18号大门外，诡称“叶正邦收电报”，正邦的舅舅王德俊披衣起床刚打开大门，一伙特务蜂拥而入，进门即找电灯开关，命令灭去所有电灯，以电筒搜索正邦。叶正邦穿好衣服，毫无惧色，面对张牙舞爪的特务，厉声责问：“你们要干什么？为啥关我电灯开关？电报在哪里？我就是叶正邦。”两个彪形大汉，直冲上前，一语未发，即反缚正邦双手，最后才说：“你办图书馆的事，请你到警察所走一趟。”一时手电筒四射，特务翻箱倒柜搜查，全家非常着急，妈妈在床上还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气候有些寒冷，舅舅急忙递给正邦一件夹衣和一顶便帽。他镇静自若地告诉舅舅：“没什么，你们放心，明天会回来的。”又对妹妹人邦说：“好好服待妈妈，她病了。”说罢，便被特务架走了。是夜，正邦被关押在成都玉带桥警察所。次日，敌特即用飞机将他押往重庆。第  1  2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