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重庆西南长官公署的二处，徐远举亲自审讯叶正邦，要他说出成都地下党油印刊物的来源，追问宋廉嗣的下落，并诈称：“你在东二道巷搞图书馆，给共产党设联络站，是谁布置的？”正邦均回答“不知道！”敌人还要他交出组织关系，正邦说：“我是不共产党员，请你们调查吧！”徐远举说：“从你家搜出很多共产党的书籍和宣传品，都是哪里来的？快交代你的组织关系！”敌人把正邦拉上老虎凳，企图用刑具来逼他交代组织关系。正邦说：“我根本不是共产党员，用老虎凳吓我，也逼不出来的。”徐远举露出狰狞的凶相，给正邦打了几耳光，便退出刑讯室。接着是漆玉麟对正邦审讯，漆匪仍向正邦追问宋廉嗣的下落，审讯了一个上午，敌人终无所获。

 

    在老街32号“二处”看守所，叶正邦被审讯了多次，仍一无所获。敌特说：“你写张《悔过书》，我们可以放你出狱。”正邦说：“我悔什么过？你们抓了我，也抓了叶孟君，还要我悔过，我犯的什么法？我无过可悔！”正邦严厉拒绝了敌人的条件。徐远举说：“这个青年桀骜不驯，还应囚禁审查！给带上20斤重的大镣，送渣滓洞长期监禁！”

 

    叶正邦入狱后，带着铁镣，引吭高歌，傲视敌人。放风时，他手提重镣，昂首挺胸，正气凛然。他与何雪松、蒲小路同关一间牢房，关心小路学习，何雪松教小路识字、学语文；正邦教小路学数学，从认阿拉伯数字起，短短时间内，小路学会了加减乘除。把一个流浪儿教育成为一个有共产主义觉悟的接班人，正邦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1949年11月27日夜，敌人在渣滓洞开始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正邦高呼口号，大骂敌人，在敌人机枪的疯狂扫射中。英勇献身，牺牲时年仅26岁。

 

    徐远举，这个军统特务，在1945年至1946年是成都经检大队的队长，对成都进步书店的有关人员都进行过一些了解。叶孟君和叶正邦，他听别人汇报过，认为此二人是搞学生运动的“共匪”，但总找不到确凿证据，所以未下毒手。1946年他从成都调重庆行辕二处任处长，为了向上爬，力求表现自己的杀人本领。在“六一”大逮捕时，就出动大小喽罗特务，肆无忌惮，穷追猛打，妄想把共产党人一网打尽。在“漱庐”这个军统特务大本营严刑审讯，认为沙磁区重庆大学被捕的张现华定是共产党员，曾逼张交出重大的党组织关系，但一无所获。重大被捕的30名学生，没有一个是党员，也未查到重大的党组织。因此，他把张现华也关押渣滓洞长期监禁，最后也牺牲于大屠杀。徐远举妄想在镇压抗暴运动中表现自己。孟君是抗暴运动的积极分子，在反饥饿、反内战运动中表现英勇，在罢课串联中亦表现突出，学校成立“六一事件后援会”，她各方奔走，参加营救工作，在《夜哨》壁报上，又发表过几篇富有战斗性的论文，因此敌人对她恨之入骨，又加上在成都时与其兄办图书馆的事，更怀疑她兄妹都是“潜伏在后方的‘奸匪’”，所以对孟君下了毒手。

 

    叶孟君在重大失踪后，宋廉嗣被敌人步步紧逼，在此千均一发之际，小宋急忙向党组织作了汇报。估计当时形势，敌人绝不会放松宋廉嗣，经沙磁区特支党组织研究，于11月15日由特支书记刘国志派胡正兴将小宋送长寿上岸，经小南路步行到垫江女中特支联络站。当时我在这个联络站以教书为掩护，从事党的接待工作，我热情地接待了小宋和老胡，并听他们二人讲述了此次事件经过。小宋在垫江联络站住了几天，又由老胡把她护送到大竹张家场，参加了年底川东临委领导的邻（水）大（竹）武装起义斗争，1948年初，大竹后山明月峡的苏家沟战斗，她是妇女干部组织者之一；同年8月，又去广安参加华蓥山武装斗争，战斗结束，在广安、渠县、营山一带边境坚持工作年余；1949年调南川、忠县作妇女工作，她是忠县县委委员，在两面政权和地下党武装斗争掩护下，使忠县成为川东党组织破坏后重新发展起来的主要地区，一直坚持到解放。她由大学生变成一个职业革命者，勤奋、忠实。解放后，在重庆西南局工作，大行政区撤销后，曾调甘肃省支援地方建设，至“文化大革命”前才回成都，在省第八化工设计院工作。在近半个世纪的革命战斗考验中，她是重庆大学女同学中的佼佼者，一个坚强的女战士。现已离休，每天还坚持去成都文殊院打太极拳，学气功，锻炼身体。

 

    送走宋廉嗣后，沙磁特支党组织，立即布置重庆大学进步社团松光社的《松光》壁报发出紧急号外：“继叶孟君失踪后，宋廉嗣同学又失踪”的消息。三个星期内，重大两个女同学失踪，进步人士、革命学生大造舆论。在教室、寝室、食堂、操场上，同学们纷纷谈论两个女同学的突然失踪，半年前“六·一”逮捕去的张现华也杳无消息，大家认为这年头生命无保障，人身安全何在？党组织还发动同学向学校当局要人，成立了“叶宋事件寻找委员会”，贴出标语惊呼：“还我的同学！”动员全校学生罢课一天，抗议反动派对重大同学的迫害，并发动学生家长到学校找张洪沅校长要人，张亦表示很重视学生安全，对几个同学的失踪要负责寻找，愿意向政府当局提出“保护学生安全，维护学校正常秩序”。还找坐镇沙坪坝的重庆市警察局长唐毅要求寻回张现华、叶孟君、宋廉嗣三同学。唐毅在各方面舆论压力下假惺惺地召开了新闻界的记者招待会，佯装“同意重大学校提出学生失踪事件应立案侦察”。1947年的12月6、7日两天，重庆各报以头条消息，连续刊登了《重大女学生失踪事件，警察局发表侦察经过》的文章，大肆歪曲事实，混淆视听，诬蔑叶正邦为潜伏在后方的“共匪”，把叶孟君和宋廉嗣的失踪推在正邦身上。敌人贼喊捉贼的卑鄙伎俩，反而使国民党反动派疯狂镇压民主运动、迫害进步青年的狰狞面目，暴露得更加充分，引起群众和新闻界的强烈不满。《大公报》、《世界日报》等报的记者还提出：“叶正邦在哪里？让我们采访一下好吗？”因为正邦在武汉和重庆、成都的进步同学林温如、廖尚光等得知正邦兄妹二人失踪、被捕的情况后，纷纷奔走呼吁、写信、打电报给各报馆，报道真实情况；正邦的舅舅王德俊，也在成都一个小报——《东方夜报》报道“正邦在11月19日夜被抓捕的实情”，还因此导致了这个小报被查封的厄运。由沙磁区党组织领导的这一次群众性的反击国民党特务迫害学生的运动，虽然未能救出叶孟君、张现华等同学，但对国民党特务的嚣张气焰是一次有力的打击。

 

    三中全会后的1982年，我在歌乐山烈士陵园写《狱中斗争纪实》，曾紫霞亦来此写《刘国志传》，她告诉我关于“叶宋事件”的一些情况，并说：“刘国志被捕后，徐远举审讯他时还追问：“‘你们把宋廉嗣到底藏到哪里去了？’要刘交出宋来，刘还因此受过刑。”（因当时重庆市委副书记冉益智叛变投敌，向徐远举报告了宋廉嗣上华蓥山的真情，解放后，冉被我人民政府逮捕镇压了）。紫霞嘱我把“叶宋事件”写出来，以揭露当年反动派的罪行，也说明沙磁特支处理宋廉嗣事件的机智果断。后去成都探亲，曾两次碰见离休后的宋廉嗣和王德俊，他们都要我把当年地下斗争的复杂情况写出来教育后人。如今41年过去了，国志、正邦均牺牲于解放前夕的重庆“一一·二七”大屠杀惨案，孟君亦在大屠杀之前被敌人暗害。紫霞在1988年3月21日，因癌症夺去了她的生命。昔日小宋，而今也成为头发斑白、年近古稀的老人。目睹正邦被捕的王德俊老人，在五年前亦已病故。缅怀先烈，追思往事，历历在目，谨写出自己对他们的回忆，以飨读者。

 

原文刊载于《怀沙坪 忆当年》（续集）》，重庆市沙坪坝区政协文史委员会编，1991年6月印刷，非正式出版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