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29日至10月10日，国共两党在重庆和平谈判签订了《双十协定》，国内实现和平露出了一线曙光。鋕叔当时正在昆明等飞机回重庆，他对国内实现和平抱有很大的希望。由于议会的合法斗争，不再是靠枪杆子打天下，而是靠手和嘴，靠写文章和发表演说来争取选民，鋕叔在谈到这一前景时喜形于色，十分兴奋，因为这将充分发挥他的优点和才能。他甚至还提到小熊（熊复来），说他那一套恐怕无用武之地了。其实，蒋介石在举行谈判的同时，早已调兵遣将三路大举进攻解放区。国民党在华北出动约40万大军，企图一举打通铁路线，消灭我军主力，抢占解放区。和平的希望很快就破灭了！
鋕叔回到重庆后，家人再次提出要送他出国深造，鋕叔却认为他的去留应该由组织来决定。他的好友熊复来在去解放区的途中路经重庆，鋕叔向他谈起家里要他出国的事并征求小熊的意见，熊复来认为还是应该留在国内参加斗争。鋕叔曾因失掉到延安去的机会而十分后悔，他也渴望到解放区去，并正式向组织提出申请。他送走了熊复来，相约在解放区相会。党组织分析了鋕叔在国统区进行工作的各种有利条件，决定把他留下来工作，他愉快地服从了组织决定。从此，开始了在山城的战斗生活。
鋕叔为了寻找公开职业作掩护，通过刘航琛的关系，到四川省银行经济研究所资料室工作。后来，他又到《商务日报》采访部当过一段时间记者，他同曾紫霞就是在《商务日报》时认识的。他在《商务日报》没呆多久又回到省银行。
鋕叔刚到重庆时，曾企图利用他的社会关系和所学专长，在经济界多做些工作。不料后来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1946年2月22日，重庆发生了反苏反共游行，国民党利用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进行欺骗宣传，诱骗和迫使一批青年学生上街进城，进行了反苏游行示威。他眼看一些受蒙蔽的青年学生跟随国民党、三青团的特务砸烂了《新华日报》营业部，打掉了《民主报》的牌子，心中痛楚万分。他深切感到必须深入到知识分子、青年学生中去，对他们进行长期、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提高他们的觉悟，揭穿国民党的欺骗。于是，他通过各种渠道，利用各种关系，广泛地联系知识分子、青年学生。他和文德女中、明诚中学、民建中学、适存高商、省教育学院和重庆大学等学校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都建立了联系。
鋕叔同知识分子、青年学生能密切联系、和他们交朋友，当然和他的工作方法、作风等都分不开，但最根本的一点是他对人真挚、热情、乐于助人，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感染人。他非常重视青年学生普遍喜好文艺这一特点，常常以谈论文学名著中的故事情节和英雄人物作为共同的话题，进行启发诱导。他对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给以很高的评价，认为从中可以学到许多东西。苏联卫国战争时期，他特别喜欢爱伦堡的那些反法西斯的政论文章，当时，爱伦堡的文章是塔斯社以专电的形式发布到世界各地，他是唯一享受到这一殊荣的苏联作家。一个文德女中的学生回忆刘国鋕时写道：“他用那近乎赤子之心似的坦率真诚的态度来感动你。他和我们一起谈学问、议论文学作品，看苏联小说《保卫察里津》、《毁灭》等，他用那些书中感人的事迹诱导我们，点燃我们十几岁孩子心中的火焰。”民盟的赵一明同志说：“他同别人接触时，从来不是以领导者的面貌出现，不高喊政治口号，不空谈，而是十分热情地关心人、鼓励人，用实际行动感染人。”许多同志都异口同声地说：“他那朝气蓬勃、舍死忘生的劲头极富于感染力。”“他总是把倾向进步的知识分子、爱国人士、文艺工作者尽力团结在党的周围，使我们向着同一个目标前进。”
他关心、帮助人是多方面的，他给青年学生讲历史、青年运动史，向爱好文艺的青年介绍进步作品，还帮忙借书。同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在一起时，都说他往往三言两语就会扯到形势，无论聊天还是布置工作他都爱讲形势，讲起形势来他头头是道，有理论、有实际，有生动的材料，还有使人不感枯燥而有说服力的数字。而且他讲形势是有的放矢，往往针对当时在国统区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中存在的带倾向性的片面或错误的认识。因而许多同志说，就是同刘国鋕聊天也能增长知识，加强信心，感到他身上有一种力量。
鋕叔把帮助青年学生解决实际问题当成应尽的职责，总是千方百计地给予帮助。有几个学生要聚会，刻印材料要找个地方，他就设法将他们安排到神仙洞街川康兴业公司的幼儿园（现在的重庆市图书馆内）。有几个学生因参加抗暴运动被学校开除了，他考虑到他们年纪太轻，应该继续学习，就主动请教师为他们补课，帮助他们又另外考上了新的学校。社会大学的几个学生因罗克汀教授的口音难懂、讲的哲学太深奥，他就应约在星期天为他们补课。对经济上有困难的同志，他更是倾囊相助。他知道有的同志生活困难，经常腰无半文，通知他们从乡下到市内来会面时还要主动送去来回的车票钱。有一次，他知道一个女学生没钱交伙食费，可又不便代她交伙食费，他就以有了未婚妻的名义请这位女学生吃饭，然后拿出够交一个月伙食费的钱给她说：“这钱请你代我买喜糖请你们吃！”女学生当然明白这是要帮她交伙食费，十分感动，也为他的作法之巧妙而佩服。她后来一再向别人说起，是刘国鋕那样的共产党人的风范深深地感染了她，她才决心投身革命的。
鋕叔自称他任何时候身上都“不干净”，不是揣着《群众》就是揣着《挺进报》。同志们经常为他的安全担忧，认为他勇往直前，一无所惧，冲得太快了！
鋕叔刚到重庆时，他的党组织关系尚未恢复，仍在南方局刘光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1946年，刘光病休后，交由周知领导。刘光是个能写能译的知识分子，具有很强的组织、活动能力，在国统区的青运中享有很高的威信，可惜英年早逝，1946年7月16日在上海去世。1946年7月23日，《新华日报》出版悼念刘光同志的特刊。冯克熙用“卢熙奏”的笔名，在特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悼挚友刘光》，是托我代他写的，而内容则主要根据鋕叔对刘光的评价。
周知接替刘光负责青运工作后，主编《新华日报》的专刊“青年生活”，并以《新华日报》记者的名义在外活动。周知当时领导了“陪都青年联谊会”和“青年民主社”两个团体，安排鋕叔在其中活动。周知把吴显钺、汤逊安、刘国鋕三人组成一个秘密领导小组，领导“陪都青年联谊会”的活动，鋕叔同时又是“青年民主社”的领导成员。为了加强民主党派的工作，组织上还让吴显钺和刘国鋕都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吴显钺后来担任民盟机关报《民主报》 印刷厂厂长。吴显钺是鋕叔在西南联大的老同学、老战友。鋕叔1946年就是通过吴显钺才正式恢复了组织关系。吴显钺1917年生，四川省岳池人，1932年参加“反帝大同盟”，同年参加少共（CY），1937年参加“民先”1938年入党，1939年夏考进西南联大商学系。解放后在重庆税务局、计委工作。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下放为搬运工人拉板车，文革中被迫害致死。他勤勤恳恳、无私无畏，为党工作近半个世纪，竟落得如此下场，真令人悲愤不已！
1946年7月，国民党反动派接二连三的血腥屠杀使鋕叔陷入极度的悲痛中：7月11日，“七君子”之一的李公朴先生在昆明被反动派暗杀；7月15日，著名学者闻一多教授又在昆明被杀害；接着传来消息，68岁高龄的熊从周老先生在陆良被人阴谋毒死。鋕叔后悔没有先将熊老先生设法送到解放区就离开了陆良，他痛恨反动派那么凶残地杀害进步人士。他联络西南联大在重庆的同学，以“西南联大留渝校友会”的名义奔走呼号，抗议国民党的法西斯暴行，他同“陪都青年联谊会”的同志们一起，联合重庆50个团体组成“李闻血案后援会”，开展了揭露国民党的倒行逆施，争取和平民主，援助闻先生家属等活动。“西南联大留渝校友会”于1946年8月12日召开了闻一多先生的追悼会，接着鋕叔又在自己家里为闻一多家属举行记者招待会，并为闻先生的家属募捐。
为了号召知识分子向闻一多学习，揭发国民党反动派所犯下的这一“万古不灭，不共戴天的血海深仇”，鋕叔熬了几个夜晚，精心撰写了《略论闻一多先生》一文，署名刘钢。此稿由我亲自送到《新华日报》设在市内的编辑部“星庐”。由于稿挤，在当时的纪念特刊上没有发表，但由于它不同于一般的悼念文章，有独到而精辟的见解，稍后发表在1946年8月20日《新华日报》上。解放后，我在重庆军管会文化接管委员会工作。国民党的行辕旧址由《新华日报》社接管。为了找到鋕叔发表在《新华日报》上的这篇文章，我大热天里，汗流浃背在《新华日报》社满满一屋子的报纸堆里，花了几个小时的工夫，才终于找到了。1979年，为了纪念闻一多先生诞辰80周年，三联书店出版了《闻一多先生纪念文集》一书，收录了这篇文章，署名改为刘国鋕。
一般文章都着重分析由于物价高涨、当局的贪污腐化和倒行逆施等现实环境等外因方面的改变，转变了闻先生，而鋕叔却不同凡响，着重分析闻先生作为一个具有一颗明辨是非、炽热纯真的心的诗人的内因方面，推断他必然会寻找到真理。他指出：“环境决定着人们的意识，然而环境决不是一切。”当“闻先生把全部精神和情感都放在书堆里，自我禁锢在书房里，生活脱离了现实”的时候，他的“言行也就昧于现实”；而当闻先生摸索到“脱离了人民，诗人会变成死水”的真理和“终于参加了政治活动以后，在同样的抗战时期的环境里，闻先生却高于当时的教授们而成为‘坚强的民主战士’”。
因此，鋕叔着重分析了闻先生思想、感情的变化和发展过程：西安事变时，“他不责备张杨，也不责备专心内战、媚敌祸国的集团，他责备北平的学生，说是由于他们的救亡活动，引起了西安事变，以致领袖陷于险境，国家也陷于险境”；至迟在1942年，闻先生在思想上已经有了重大的变化，他说‘中国古代只有几个诗人值得佩服，屈原、嵇康、杜甫、白居易，因为他们的诗多少反映了时代的人民的声音’。在1944年鲁迅纪念会上，他说：‘过去我们看不起鲁迅，骂他，说他海派，而自鸣清高，现在我才知道，鲁迅是对的，我们错了！’；‘我们要恨自己，恨自己出身的剥削别人的阶级’，这些话体现了闻先生勇于自我批评和改造自己阶级立场的“扬弃了自己的过去”的最可贵的精神。”（1945年10月19日，闻一多先生在鲁迅逝世9周年纪念会上的讲演，这段话全文是这样说的：“现在我向鲁迅忏悔：鲁迅对，我们错了！当鲁迅受苦受害的时候，我们都正在享福，当时我们如果都有鲁迅那样的骨头，哪怕只有一点，中国也不至于这样了。骂过鲁迅或者看不起鲁迅的人，应该好好想想，我们自命清高，实际上是做了帮闲帮凶！如今，把国家弄到这步田地，实在感到痛心！”）
鋕叔还赞扬了闻一多先生说的，诗歌是“人民劳动的产物”，“只有和劳动人民结合”才“有生命力”，应当“把诗歌还给劳动人民”！他着重引用了闻先生对迷失方向的艺术工作者的语重心长的谆谆教导：“企图脱离政治和人民是错误的，你们走的路我走过几十年”，可是“这条路不通”！
文章最后满怀悲愤地说，闻一多先生“学贯中西”，治学“客观而虚心”，“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造诣已经超越前人”，“又懂得服务于政治、服务于劳动人民”，这样“成熟了的学者”，“中国学术界如何地需要这样的通人”，“新民主主义的文化革命正需要闻先生这样的人”！“然而闻先生死了，活生生地被法西斯卑劣地暗杀了！这是全人类惨重的无可估计的损失，这是万古不灭、不共戴天的血海深仇呵！”他把闻先生视为知识分子的典范，深情地呼吁：“为了民主的文化和政治，为了中国的革命，闻先生付出了生命，这是中国学者的光荣，这是中国文人的典范。全中国的知识分子呵！闻先生的道路应当是我们的道路，联合起来，沿着闻先生的道路前进！”第 1 2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