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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冬，周知被调去南京中共代表团，临走前他把鋕叔和我两叔侄的关系交到何其芳手里，约定时间一同到曾家岩50号周恩来公馆找何其芳接头。初次会面，作为诗人和文艺评论家，何其芳主要谈到有关文艺界的一些问题。告辞出来后，鋕叔颇为失望地对我说：“他要是把我当成搞文艺的，可就糟了!”一个多月后，鋕叔向我再一次提到何其芳时，却极其满意地赞扬何其芳“很能干, 懂得很多东西”。当时，鋕叔对我谈起何其芳时曾推断他可能是四川省委秘书长，实际上他当时是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重庆解放后我给在北京的何其芳写信，何其芳在回信中对刘国鋕的坚贞不屈，从容就义表示哀悼，而且感叹新中国的诞生的确是成千上万的革命烈士的鲜血和生命换取来的。
1946年12月25日圣诞节，在北平发生了美军强奸北大女生的“沈崇事件”。鋕叔以西南联大校友会的名义积极进行活动，召开会议，散发抗议书，组织全市大中学生十几万人的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高喊“美军滚出中国去!” 1947年1月，我领着学生参加反美军暴行的示威游行，高喊“美军滚出中国去！”等口号，嗓子都喊哑了。我第一次体会到用四川话呼喊口号，比用普通话更粗犷有力。在游行示威过程中，群众给我们送来的不仅有茶水，而且还有橘柑，令人感受特深。
这一反美抗暴运动在全国各大城市迅速展开，给美蒋统治集团以沉重打击。蒋政权向美国政府辩解说，这次游行示威完全是共产党一手造成的。美国当局无可奈何地说：“如果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真有这么高的政治威信，那么国民党的垮台就为期不远了！”
鋕叔长期从事学运工作，在青年学生中进行宣传教育和组织领导。他希望青年学生去做的事情，他首先身体力行，带头做到。他一贯重视马列主义理论的学习，刻苦钻研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把这作为一个革命者的最基本的首要条件。他在马列主义的理论基础之上反复地、刻苦地学习党的指示，深刻领会到，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既要善于隐蔽，积蓄革命力量，不能急于求成或追求表面上的轰轰烈烈，过早暴露自己，使党的事业遭受损失；又要充分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条件，密切联系群众，团结、教育群众，发展进步力量，勇敢、机智地努力工作，打开局面，才能使党的事业不断前进。决不能把隐蔽看作消极等待，坐失可以使革命力量发展的时机，这必将对党的事业造成损失。鋕叔充分而机智地利用了他的家庭、职业以及社会关系等各方面的条件，辛勤地忘我工作，把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巧妙地结合起来，逐渐成长为优秀的职业革命家。
鋕叔工作的四川省银行经济研究所，位于白象街，一进门右侧是西南实业大厦的会议厅，各界人士经常在此开会。每周星期五还有个“星期五聚餐会”，有二三十位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在此聚会，先由一人作中心发言，然后大家即席交换意见后吃顿便饭。由于各界人士进出频繁，不容易被人注意。会议厅旁边有供休息的房间，鋕叔曾利用会议厅及旁边的房间安排过不少同志的聚会和临时住宿。从重庆转移到川东农村去的一些同志，就是在这里住宿，从这里动身。曾紫霞也是在这里认识吴子见的。
从会议厅旁边的路往里走，拐过弯有一块院坝，院坝的尽头左边角落上有两间相通的小屋，小屋窗外是空阔的，在窗外很高的下边才有房子。经济研究所资料室的门与小屋的门成直角，进门后下台阶有一段不太亮的路，右拐弯后才到资料室，整个资料室低于外边的院坝。鋕叔将资料室门旁边的两间简陋的小屋作为卧室，里面摆了一张床、一张小桌子，外屋摆了两把藤沙发，一个藤茶几，对着窗户，门边有一张小书桌。经济研究所大门进出的人虽多，但进入里院到资料室的人却极少，鋕叔的卧室四周几乎与外面隔绝。他临时有较多的材料时，就放在资料室的浩如烟海的资料堆里，任何人一时也难以发现，他的这间卧室一般也很少有人知道，他多半是会议厅旁边的房间里同客人接触，这间卧室成了他和党内的重要人物会晤的地方。彭咏梧、江竹筠都到过这里。曾紫霞也是在这里由刘国鋕介绍、冉益智监誓宣誓入党的。在狱中，江竹筠正是由于向曾紫霞讲述了她和刘国鋕的关系，以及这间卧室的具体布置，她们俩才在一入狱时就建立了不同于一般同志的秘密关系。鋕叔在研究所工作了两年多，利用这个有利的环境进行过大量的秘密工作，而从未受人注意，谁也没有怀疑过他是共产党员，在许多人的眼里他不过是个公子哥儿出身的高级职员而已。
鋕叔虽然在经济研究所资料室上班，又有卧室，但他却很少在白象街过夜，而是住在上清寺四川省建设厅长何北衡公馆，因为后者比前者更为安全。鋕叔怎么会住到何公馆里去呢？大致经过是这样的：1945年8月抗战胜利结束，国民党的高官要员们在发过“国难财”之后，又忙于发“胜利财”，他们有的通过各种关系争先恐后地飞到江、浙一带当接收大员；有的则飞到香港趁机开拓事业。刘航琛正准备经营海运事业，就派他的心腹、鋕叔的五哥国錤到香港出任川盐银行香港分行经理。国錤夫妇于1946年去香港，原来的住所“待帆庐”是刘航琛的产业，国錤一家去香港，他的继母等人又返回老家泸州，刘家在重庆就没有再安置家了。而何北衡公务繁忙，经常外出飞来飞去，他的大儿子两夫妇都在北京工作，大女儿去香港，二女儿在巴西，家里剩下的两儿两女都未成年，何公馆内经常只有何太太、几个小孩和男女仆人，偌大个公馆缺少成年男子。为了能给上中学的两个儿子补习功课，帮助照看其他幼小的孩子，何北衡就请大女婿的六弟国铮、七弟国鋕到何公馆去住。受到这一邀请时，国铮六叔有些顾虑，认为住在亲戚家里总有些不太方便；而鋕叔却欣然同意。他认为住在何公馆里对工作十分有利，一来何公馆内人员单纯；二来何公馆的地理位置有些特殊，进入何公馆必须经过教会学校求精中学的大门和操场，然后出求精中学一侧墙，再走一条与外界隔绝的200多米的背静的、只能通行小汽车的路，才能到达何公馆的大门。何公馆是一座三层楼房，左侧面对嘉陵江，右边是一陡坡，附近有几间平房是司机和门房的宿舍，四周僻静，极少外人进出。
何公馆一楼是客厅和客房，也是平时吃饭的地方；二楼是起居室和卧室；三楼有间大屋子，安了两张床，国铮和国鋕两兄弟就住在这里。1948年4月鋕叔出事前，我有时也在何公馆住，和鋕叔同睡一张双人床。那上面铺的是进口席梦思，特别软。国铮六叔说，就是因为软得出奇，何家谁都不愿睡。有一天，何太姻母叫我帮她写块一尺多长、五六寸宽的木牌子，准备钉在大门上，上书“何公馆”三个大字，而且嘱咐我说，“馆”字一定要写成“舍”字旁，不要写成“食”字旁。旁边还加了两行小字：内有恶犬，请勿靠近。这完全是虚张声势，何家只养猫，不养狗。
紧挨着三层楼房，还有几间附属建筑，是厨房和男女仆人的宿舍。求精中学是比较有名的教会学校，学校进出的人多不易被人盯梢，而通往何公馆的小路是死路，闲杂人不能进出。更为重要的是特务们不可能监视何厅长的家，不容易怀疑公馆内藏有共产党。后来的事实证明，鋕叔由于利用何公馆的这一特殊的地理位置，巧妙地逃脱了特务的第一次诱捕，使特务头子徐远举的“绑架”遭到惨败。
鋕叔乐于住在何公馆，目的十分明确，他可以得到很好的掩护，有利于地下工作。他尽可能利用这一有利条件。有一天，他突然发现何北衡的办公桌上有一份绝密文件，是国民党部队在四川的驻防分布情况。他马上抄下来，派我立即送到南方局周知手里。除了十分必要，他很少在这里安排约会，避免暴露。但有一次从农村来了人，还有领导同志，鋕叔就叫人多准备了几个菜。对于在农村的艰苦条件下工作的同志，正好是他们打牙祭的好机会，于是把所有的菜都一扫而光吃得干干净净。这在一般客人中是比较罕见的。凑巧此时七姑国湘从旁经过，扫了一眼饭桌，伸着舌头跑进里屋，咯咯地边笑边说：“哎呀！你们快去看，七哥招待些啥子穷朋友呵！好SONG（四川话粗俗的意思）呵！ 把一桌子菜都吃得精光。”三姑国凤开始并没有在意，可突然想起鋕叔平时的言语、行动，忽有所悟，不免担心七弟出事，就马上正色说：“吼什么！让何家的人听见了，笑我们刘家的亲戚朋友寒酸。”过了一段时间，鋕叔知道了三姑和七姑的反应，深感自己的一时疏忽，造成了不良影响，愈加谨慎起来。他住在何公馆近两年光景，上上下下都相处得十分融洽。何家的人见他成天忙忙碌碌，经常半夜三更才十分疲惫地回家，不知他忙些什么。看门的老头向胡子以为他在外面赌钱，曾一再抱怨说，“刘七少爷，熬夜赌钱伤身体呵！”谁也没有想到他居然是个共产党员！
当然，住在何公馆在日常生活方面也有些别扭的地方。六叔和七叔都有晚上读书看报的习惯，但是，根据何太太的规定，每到晚上9点钟必须熄灯，把电表的总开关关上，改点蜡烛。记得有一天晚上，我们三叔侄正要上床，衣服尚未脱完，电灯就灭了。七叔颇为不解地说，“9点钟就关灯是为了省钱吗？蜡烛比电灯还费钱。”六叔插话说，“当然是为了安全。”七叔紧接着说，“那么，点蜡烛比点电灯更危险！”
1947年2月28日深夜，国民党当局出动大批军、警、宪、特，突击搜查中共四川省委、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社，并强行查封后，强迫所有工作人员坐专机撤回延安。于是国共两党关系彻底破裂，内战全面爆发。曾经是群英荟萃，斗争激烈的山城，一度变得沉寂，许多进步人士被迫纷纷离开了重庆。
不久，我军从延安撤退，更给不少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带来惶惑，焦虑和苦闷。一些人深感国统区难以展开工作，想方设法想去解放区。针对这一情况，党刊《群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强调在国统区坚持斗争的重要性，而且阐明在国统区即使只能领导十个人，一百个人，其作用也不亚于在解放区领导一百个人，一千个人。鋕叔十分赞赏这篇文章的观点，马上在同志中间广为传播，而且蛮有自信地说，看这笔调很可能是老朱（语今）写的。 第 1 2 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