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鋕的影响下，他的侄儿、侄女、侄孙、表侄女：刘以治、刘以汶、刘以洪、刘以德、刘以涵、刘善承、屈义乔、屈义嵩、屈义莲等也都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列主义，并积极参加党领导的学生运动。
鋕叔1942年10月4日写给三姑的信中说，“我已经一、二个月未接家里的信了，关于家内和家乡一肢半节的消息，都来自刘一、刘十二、刘小姑。”“刘一”即是我，是“刘十一”的简称，在《刘国鋕》一书中，鋕叔1939年鲁迅逝世纪念日（10月19日）写给五姑国蕙的信上，编辑在“刘一”后加注“系地下工作者”，是由于他们粗心。“刘十二”即以汶，刘小姑即以清。
国鋕的侄女以德在乡建学院读书，侄子以汶在社会大学、以洪在重庆大学读书，侄孙善承在民建中学学习，我先在文德女中、后在民建中学教书，表侄女屈义乔和赵明彝夫妇在适存高商工作，屈义莲在民建中学教书，屈义嵩在南林学院学习。他通过我们这些晚辈联系、了解所在单位的教职工、学生，而且使我们成为他的“联络”、“交通”，我们为他传递信件、送材料并掩护、支援他的工作。晚辈们从他那里接受到许多启发、教育。他也十分关心我们的成长，深入细致地帮助我们，成为我们思想上的引路人。在他的培养、教育下，我们都先后加入“六·一”社、入团、入党，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八爸由于继承五公那一房，分家时独得四百多亩土地，而且五公经营钱庄还赚了不少私房，有土地也有街房。因此，他可以说是刘家数一数二的首富。八妈娘家姓屈，也是泸州乡下的大地主。八爸有一儿一女，儿子以焕是独生子，从小娇生惯养，贪玩好耍，不肯好好读书。读初中时逃学，甚至骑马、上馆子，把学费花得一干二净。他的父母对他毫无办法。最后，只好把他交给鋕叔和我带到陆良中学去，希望能把他彻底改造好。陆良中学是党的一个据点，这里集中了一批中共党员和进步的知识分子，其中有的属于知识分子中的精英人物，以焕在这样一个革命大熔炉里，果然得到了锻炼，获得了新生。1951年他参加了抗美援朝，后来又到大学学外语，现在他已经是精通俄、英、希腊等几种外文的名教授，并出版了几种专著。
八爸的女儿以涵，虽然家庭环境优越，从小生活娇生惯养，但是由于受到鋕叔的启发诱导，在成都读高中时积极要求进步。她晚上躲在被盖窝里，用手电照明读《静静的顿河》；不怕挨打、被抓，参加反内战、反饥饿的学生运动，用粉笔在马路上写标语，手指头都磨破了。在乡下时，八爸有一次请乡长等头面人物吃饭。正好有附近的驻军到对山砍树，乡长等人出面干涉，丘八们走了。不料很快这些军人就荷枪实弹来抓乡长，乡长等人吓得赶快翻墙逃跑。以涵这个十七八岁的女孩子却临危不惧，一个人挺身而出，理直气壮批评这些士兵不应该持枪私闯民宅。丘八们没想到一个女学生竟如此大胆，一下被质问的得哑口无言。以涵素质出众，经过培养、教育，很有发展前途。可惜，她在进入大学之前就患伤寒夭折了。我记得是在1946年冬天，鋕叔到文德女中来看我，提到以涵妹妹的突然去世，鋕叔十分伤感地流下了眼泪。这是我第一次看见鋕叔流泪，也是唯一的一次看到他流泪！
国鋕的侄子以洪在重庆大学化工系学习，他的思想认识原来同他哥哥以炯差不多，并不倾向共产党，后来在学生运动中逐渐受到鋕叔的影响，经过实际斗争的锻炼成为学运中的骨干分子，参加了地下党的外围组织“六一社”，《挺进报》事件后被国民党通缉。解放后，他以化学工程师的身份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贡献，现已离休。
1949年4～5月，肖泽宽和邓照明先后奉调去解放区。由刘兆丰、卢光特、李培根和李治平4人负责川东地下党的工作，并指定由刘兆丰负责召集。重庆市的工作，除工运由卢光特分管外，其余学运、妇运、职工、宣教、统战等项工作均由刘兆丰兼管。
刘兆丰是鋕叔的亲密战友，武汉大学的学生。他曾在丰都被捕，不久即被保释出狱。我记得，鋕叔有一天满脸笑容、非常得意地对我说：“你告诉屈义乔，她的同学刘兆丰已经安全归来了！”屈义乔是我的表姐，她也是武汉大学经济系毕业。看鋕叔那副神态，显然他是为营救出了力的。后来，刘兆丰同胡克林、冯克熙他们经营一家公司为地下工作作掩护，我给他送过《挺进报》。
我的表妹屈义莲家里是乡下大地主，有上千亩田地。她的三哥屈伯川1934年自费留学德国学化工，1937年获得化学工程博士学位，1938年回国，1939年去延安。当时，地下党经费困难。鋕叔想出一个办法，由屈义莲向刘兆丰的公司借1亿元法币（相当于现在1万多元人民币），就说她要用这笔钱去解放区找她三哥屈伯川，以后她也不要家里给陪嫁了。由刘兆丰的公司开了个证明信。可惜，此事没办成功。
鋕叔知识渊博、思想敏捷、口才极好，因而他的写作能力也不同凡响，可惜，他从事的革命工作极其繁忙、紧张，使他很难有坐下来写文章的时间，在这方面未能给我们留下更多的东西，但我们这些晚辈们在进步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大多征求过他的意见或是在他的指导下撰写的。
1946年春，周知安排我和诗人沙鸥两人秘密参加《新华日报》专刊《青年生活》的编辑工作。周知特别嘱咐我，此事不能告诉任何人。但是，我仍然告诉了鋕叔。《青年生活》担负着领导整个国统区的青运和学运，组织上非常重视。我每次写稿时都要主动向鋕叔请教，同他商讨，听取他的意见。有一次在一篇谈青年学习问题的文章中，鋕叔介绍的书有一本是王明论民主的小册子，发表时被删去了。我问黎群是谁删的，他说是四川省委，于是他告诉我，凡是在《团结》（主要阅读对象是党员）和《青年生活》上发表的稿件都必须经过省委审查之后，才能见报。
《新华日报》1938年1月11日在汉口创刊，同年10月25日迁重庆。每年1月11日，报社都要在化龙桥举行庆祝活动。来宾都是自觉自愿去的，从来不发请帖。1946年1月下旬在一次公开集会上，一位年轻男记者对《新华日报》的采访主任田伯萍纠缠不休，对于报社日前举行周年庆祝活动没有邀请他大为不满，田伯萍向他一再解释，报社没有发请帖，都是主动来的，他不信，甚至抱怨说，“怎么把我当外人看待了！？”我和鋕叔在旁边听到都感到很反感，鋕叔甚至讥讽说，“你不是外人难道是内人（老婆）？！”当时，仅军统特务就多达十多万人，他们到处布下暗探，收集情报，《新华日报》的工作人员都是上了黑名单的，在公共场所如此心粗气浮、胡拉关系，是十分危险的。
1946年下半年，我除了秘密参加《新华日报·青年生活》的编辑工作之外，还担任《新华信箱》和《社会服务》的特约撰稿人。有位署名“向阳”的读者来信问道“美国无限地帮助国民党打内战，拿许多军火的接济；而中共却没有得到任何外援，战争延长下去，中共是不是会失败？”编辑同志要我回答。这是个大题目，我当然又必须去请教鋕叔，他非常忙碌，只能抽出吃饭的时间，同我到冠生园，我们一面吃炒面，一面拟订出回信内容。这封回信涉及到许多重大问题，而鋕叔却胸有成竹、信心十足地向我一一提出要点。回信内容既全面又深刻，充分显示出鋕叔对解放战争必然胜利的信心是建立在科学分析的基础之上的。
回信署名“柳一株”刊登在1947年1月17日《新华日报·新华信箱》上，一开头首先点明：“我们不能低估‘援助’对国民党的重要性，因为如果没有美国的援助，国民党反动派是不敢也没有力量来进行反人民的内战的。”接着提出第一个论点：“可是这一‘援助’却只能使国民党发动战争，但绝不可能使国民党在这一次战争中胜利。”先举出事实来证明：“事实上，这些美式装备的军队却在人民的铁拳之下常常吃败仗，整师整团的被歼灭，美国军火成千累万地转移到人民军队的手里。”这是什么缘故呢？一方面当然是由于人民军队的善于打击敌人；而另一方面却是由于美式装备在国民党军的手里就会威力大减。“因为美式装备是高度发展的工业所生产的武器，它需要极灵活的交通、运输，也需要极大量的生产接济，可是国民党的贪污腐化在交通与生产上也不能例外。”美国枪炮的火力是惊人的，而弹药的消耗也是惊人的，没有与它相配合运输线与生产机构，它就不可能发挥充分的威力，甚至有时成了累赘，更加减低了军队的机动性。“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士兵厌战。……这几个月来被人民军队俘虏之多，在二十万以上，就可以证明这个事实。所以说，战争的胜败不仅决定于武器，而最重要的是决定于使用武器的士兵，以及供养士兵的人民。”
反观中共方面，“虽然没有任何外国的接济，可是它的军火是有着两个来源的：第一个是自己制造。……第二个来源虏获自国民党军队。人民的军队是一直就从反动派手里夺到大量军火的，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也一定不会例外。”
“其实国民党有着美国军事专家和日本的将军们做顾问，难道还拟不出优良的战略战术吗？因为再好的战略战术也需要物质条件做基础，否则就是纸上谈兵，行不通。物质条件是要依靠于人民的力量的。谁使人民翻了身，获得了解放，人民就拥护谁，就因为中共的军队是人民的军队，再加上军事首脑的精明，才能够产生出这一套必胜的优良的战略战术。”
文章最后以历史来论证：“历史昭示我们，依靠外国人的军火接济是不可能对人民的军队赢得胜利的，俄国十月革命后的国内战争，红军打败十四国的武装干涉以及其对白军的接济就是最好的证明。而且就以最近的历史为证，目前人民军队的力量比起抗战期中，不知增强了若干倍。而国民党虽有着美国人帮忙，它整个的军事力量是赶不上当时的日寇的。当时的日寇尚岂打不赢中国人民的军队，何况国民党呢？”
我的胞弟以汶以“祁岷”为笔名，在《新华日报》上发表的好几篇杂文，都是在鋕叔的启发、引导下写成的。我在1946年7月14日《新华日报》上发表的《北大·清华·南开》一文，也是鋕叔在百忙中抽出吃饭的时间，同我在冠生园一面吃炒面一面口述写成的。从这篇他对母校的评介文章中可以鲜明地感受到他当时的思想境界。文章一开头，他就说，“在目前，由于中国政治上的黑暗专制，缺少民主，以此在大学教育上就普遍存在着许多缺陷与毛病，甚至有些大学在党棍子掌握之下变得党化腐化，不成样子。因此高中毕业的同学们要想升入一个近于理想的大学是很不容易的。”“西南联大把北大的自由，清华的谨严与南开的活泼这三种精神溶和在一起。……孕育成一种自由民主的新校风。”接着，他向读者介绍联大的三大特点。第一个大特点就是“教授治校”，学校的最高权力机关不是校长而是教授会议，“什么事情都要经教授会议通过之后才能施行，绝无其他大学那样由校长一人独裁的毛病。”
联大的第二个大特点，就是“在教学方面极其注重课程，挂名读书的懒学生就一定毕不了业”。甚至连体育一科不及格也必须补课，补考及格后才能拿到毕业证书。1945年秋，我离开陆良住在西南联大的学生宿舍里准备旁听时，就碰到一位回校补考体育课的学生。至于课程上的特点，就是不完全遵照教育部的规定，“比如联大有几系就开得有‘社会主义’这一课程，甚至还特别开了马克思的《资本论》一科。而且各种课程的内容，由最左到最右的理论，教授们都讲”。“这种学术研究上的自由空气，在其他的大学恐怕是很难享受到的。”
联大的第三个大特点就是管理上的“无为而治”。“蒋梦麟、梅贻琦和张伯苓三个常委都很忙，很少住在学校，而学校里却从来不因此而闹事出乱子，这种‘无为而治’的精神，大可以证明那些严格的管理与训练是不必要的，这也证明青年人有自治能力，应该有生活上的自由。”
在介绍西南联大的名教授时，鋕叔严肃地说，在共产党的党报上提名表扬可得认真考虑。他怀着深深的敬爱之情谈到联大的教授们：“联大的教授有很多是声望极高，在学术研究上大有成就的，而且这些名教授在抗战中坚贞不移，在目前的民主运动中更不断为争取和平、团结与民主而努力，尤其值得钦佩。如北大的张奚若、罗长培、周作仁、赵乃抟、周炳琳、费孝通；清华的潘光旦、曾昭抡、李广田、闻一多、吴晗、陈寅恪、刘崇乐、伍启元、杨西孟；南开的陈序经等。”起初没提陈序经。在写完这一段之后，复审时鋕叔说，提到的全是北大和清华的教授，南开一个也没有，这不妥当，考虑片刻，他叫我加上陈序经。联系到一个多月后，他满怀悲愤撰写的《略论闻一多先生》一文，他对联大这些名教授的崇敬之情是多么真挚，多么深沉！
最后，他还语重心长地告诉同学们在投考这三所大学时应该注意的三件事情：首先，“国文一定要著白话，著文言是连卷子都不看的。”其次，英文考得比较深。第三，“就是有法西斯思想和党化思想的人是一定考不上的。因为三个大学都非常注重学术而且继承了五四以来民主与科学的传统。”第 1 2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