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鋕叔认为西南联大的同学中，的确有不少人才，他们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教授。那位给经济学教授周作仁开学习《资本论》书目的同学就是个鲜明的例证。但他认为西南联大的教授中也有草包，有位教授就把“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刚好讲反。
我由于敬佩鋕叔，因而对他在西南联大的同学也另眼相看，认为他们是革命知识分子，很希望同他们结识。有一次他的一位同学到重庆来，鋕叔要去码头接他，我就要求同他一道去。我问此人是什么样的人，鋕叔笑一笑说，比粉红色红一点。鋕叔介绍我时说了请多多指教之类的话，那位同学竟毫无反应。事后鋕叔对他表示不满，说“怎么连客气话都不说一句”！？
1990年，我离休后第一次回到阔别30多年的老家四川探亲，当时任重庆副市长的冯克熙和他夫人胡甫珊陪同我去参观白公馆。据接待我们的管理人员介绍，说有不少鋕叔在西南联大的女同学，在参观时站在鋕叔的遗像前流下了眼泪。
记得有一次，日本内阁改组，鋕叔对我详细地阐述了关于“帷幄上奏权”的问题。不几天，《新华日报》刊登了一篇论述日本内阁改组的社论，也着重谈到“帷幄上奏权”，内容与鋕叔所说的十分相近。那天，鋕叔突然风风火火跑到《民主报》来找我，劈头就问《新华日报》上那篇社论是谁写的？我说不知道。马上我就意识到，鋕叔一看内容与他给我讲的基本相同，大概认为社论是我写的了。
1947年“六·一”大逮捕时，我刚到成都不久，就住在重点搜查对象、成都民盟机关报《华西晚报》社。幸而我初来乍到，还没有上黑名单。我的全部家当呢子大衣、麂皮茄克和新床单都被特务抄走了，人却安然无恙。鋕叔他们在重庆都很担心，认为我凶多吉少。成漏网之鱼后，我曾写信给鋕叔，希望能在何北衡成都的公馆里避避难，鋕叔回信说，“何家旅社已不接待客人”。一时间我吃饭睡觉都成了问题，只好搬到在四川大学工作的表姐屈义乔那里借住，她不久和赵铭彝结婚。在四川大学避难时，我根据鋕叔关于《红楼梦》中最可爱的丫头是晴雯，她美丽、能干，没有奴才气，富有反抗性，出污泥而不染的议论，写了篇千把字的散文《我爱晴雯》，寄给上海《大公报》，很快就发表了。汇来10000元稿费（相当于现在100多元人民币），邮局还在汇票单上附上一张字条，说它知道收款人迫切希望早日收到汇款，因此特别优惠用航空寄来，使我大为感动，深切体会到雪中送炭的温暖。我马上去买了1斤鸡蛋糕来填饱肚子。我还用稿费买了一本美国出版的进步刊物NEW REPUBLIC （新共和），上面有篇获奖短篇小说ALIVE AMOEBA （活的阿密巴）。我打算把这篇小说译出来，文章还没有译完，我就突然拉肚子，去医院看病，诊断为阿密巴痢疾！文字也能传染病毒，真是太不可思议了！幸而这时候鋕叔来信叫我马上回重庆。
我回到了重庆，就和六叔七叔一起住在何北衡公馆，由何北衡夫人何太姻伯母出面，把我介绍给内政部第二警察总队队长彭斌，彭斌给我安排了个职务是在二警总队合作社当练习生。我将此事告诉鋕叔，他问我在履历表里填没填上我教过中学，我说填上了的。鋕叔说，“那你不用再去了。”于是我在二警总队合作社只报了个到就离开了。我有个姓蔡的表哥也在那里工作，偶然在街上碰到我时还劝我回去，说那儿油水颇丰，我没有听他的。随后鋕叔介绍我去民建中学教书，说那里也有几个搞文艺创作的，还说我缺少衣服穿，有个同志愿意送套衣服给我。这位同志名叫潘其江，不过我谢绝了他的帮助。到民建中学之后，我同罗广斌两人同住一间寝室。他教化学，我教英语。
鋕叔的意见和观点对我们这些晚辈具有权威性，我们从来没有对他的论点产生过怀疑。然而，有一个问题我们之间的意见相左，却最终证明他是正确的，就是关于拉丁化新文字运动。有苏联倡导于前，又有延安鼓吹于后，拉丁化新文字运动抗战前期在我国发展得如火如荼。我当时正读高中，也深受感染，用我当年学习世界语（ESPERANTO）那样的劲头，狂热地学习、推广拉丁化新文字，还用拉丁化新文字给兄弟姐妹和亲戚朋友写信。但从一开始，鋕叔就对此抱着怀疑甚至反对的态度，认为走拼音化道路行不通，他的主要理由就是拉丁化新文字无法继承中国几千年的文化遗产。这说明他对一切新生事物，都能保持清醒的头脑，经过自己的独立思考，绝不盲从，即使是苏联提出来的，中国共产党员积极响应的新生事物，也要冷静地加以分析和鉴别，否则就难免犯“左”倾幼稚病的错误。
鋕叔曾对我提到过他总结的一条生活经验，说“正确地、不断地努力是达到成功的唯一途径”。他解释说，要作到“努力”比较容易，要坚持“不断”就比较难，而最难以做到的就是“正确”二字，往往自以为正确，其实并不正确，有时候必须经过反复多次的失败才能找正确途径。而且，事过境迁，原来正确的又会变为不正确，或不完全正确。
鋕叔在学风上的一个最突出特点就是辨证地强调既知己又知彼，强调必须在矛盾统一中去认识事物、掌握规律。当时的进步知识分子大多难免染上“左倾幼稚”的毛病，对资产阶级的理论、西方国家的舆论、国民党的宣传，不屑一顾，为了所谓保持理论上的“纯洁性”，大有非马列主义不读的气概。实际上，建立在这种学习中的片面性之上的理想和信念，是最经不住考验的。鋕叔经常对一些知识分子所发的言论和发表的文章发出感慨，说是一听或者一看就知道他或她理论上的浅薄和局限性，只接触过进步书刊，不了解它的对立面。他经常发表意见，提醒大家，反对这种学习中的“洁癖”，他认为我们应该懂得资产阶级的那一套理论，甚至连国民党出版的专门攻击共产党的报纸《老实话》也不妨看一看。许多青年同志对此很难理解，认为那全是对共产党的造谣污蔑，有什么值得看的！？
鋕叔在实践中对辩证法的运用处处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比如，他从自己的亲身感受中对封建主义那一套腐朽的东西深恶痛绝，对自己出身的封建地主大家庭视为“旧社会垂死的身躯上的一个烂疮”，因此坚持把鲁迅的《狂人日记》选作陆良中学学生的语文教材，时刻不忘批判中国“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然而，他又并非民族虚无主义者，他对中国源远流长的文化遗传，采取批判继承的态度，他也大量读古书，在诸子百家中，他认为孔子比孟子深刻，佛教的主观唯心论比基督教更精致、更深刻。他欣赏老子的朴素辩证法，庄子的文采。老子和他的弟子庚桑楚的一段对话，我在读到鲁迅的故事新编《出关》之前，就是首先听鋕叔对我讲的：庚桑楚提出要跟孔丘对着干。老子又笑了起来，向庚桑楚张开嘴问道：“你看我的牙齿还在吗？”“不在了。”又问“舌头还在吗？”“还在。”“懂得我的意思了吗？”“先生的意思是说：硬的早掉，软的却在吗？。”“你说的对。”
鋕叔曾经颇为自豪地微笑着对我表白：“古人常用‘汗牛充栋’来形容书籍之浩繁，其实，我们读过的书早已超过了汗牛充栋！”
鋕叔自幼酷爱哲学和历史，他在这两方面博览群书，具有相当深厚的学术功底，进大学后又专攻经济学，进一步扩大了他的知识面。但是，他思维敏捷、兴趣广泛，在文艺方面也有诸多爱好。他欣赏《西厢记》，认为其故事情节的发展合情合理。在白话小说中，他最推崇《红楼梦》，赞誉其中的主要人物典型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都能找到。他对中国近代文学家苏曼殊情有独钟，多次提到他的超凡脱俗的事迹。
对于萧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他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从中可以学到不少东西。比如群众的极左的盲动主义，领导者应该负主要责任。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爱伦堡撰写的那些反法西斯政论文章，他特别喜欢，认为它们在揭露希特勒匪帮的丑恶灵魂、鼓舞苏联军民坚持战斗方面起到了无可取代的巨大作用。读过斯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之后，他说作者提出的农民问题在中国也严重存在，值得关注。
他喜欢徐悲鸿的画，更推崇他的人格。他说，徐悲鸿公开扬言：“你说我是共产党，我也不否认！”他说，徐悲鸿去苏联访问时，苏联将从列宁遗体上贴下的头部石膏模型送给他一套，而苏联一共只保存了两套。那个年代中，社会公众对人体艺术还存在相当大的偏见，使它遭受到各种责难和反对。鋕叔却说，真正的美不会竟引起邪念，比如，雕塑中的维娜斯，绘画中的《泉》。
鋕叔还十分喜欢音乐，甚至羡慕那些会演奏器乐的人，他说，“每个人都应该至少会一种乐器，否则难免俗气。”鋕叔对西方古典音乐也具有浓厚的兴趣，他对描写约翰·斯特劳斯的电影《翠堤春晓》特别喜爱，说欣赏在奔驰的马车上尽情歌唱的那一段场景是令人难忘的美的享受。
他对歌德作词，舒伯特配曲的《魔王》情有独钟，经常哼唱，还试图解释它的哲学内涵。苏联的《祖国进行曲》也是他教我唱的。好象有预感似的，他经常低沉地唱起高尔基写的《囚徒之歌》：“太阳出来又落山呀，监狱永远是黑暗。守望的狱卒不分昼和夜，站在我的窗前……”对于田汉作词的歌曲《安眠吧，勇士！》，他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它言简意赅，把话都说尽了。
安眠吧，勇士，
用你的鲜血写成了一首悲壮的诗。
这是一个非常时，需要许多贤者的死。
但是，敌人啊，你别得意，
朋友啊，你别悲，
这虽是黑暗的尽端，也就是光明的开始。
千百行的眼泪，洗着你墓上的花枝；
千百双粗大的手，支持着你的遗志。
安眠吧，我们的勇士……
我今天唱这首歌曲的时候还禁不住热泪盈眶！正如列宁所强调的，同样一个警句，一个饱经风霜的老年人说出来，跟一个年轻人说出来是大不一样的。我的亲人和众多战友为实现伟大的理想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让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永远深切怀念。 第 1 2 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