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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10月，中共川东临委成立，并改组了重庆市委，川东临委决定：为了加强对敌攻心，把《挺进报》的发行范围由对内改为对外，通过各种渠道寄给敌党、政、军、宪、特大小头目。在特务密布的重庆办《挺进报》这样的地下报纸原本就存在着非常大的危险，再加上这样强烈地刺激敌人，实际上就是把地下党自身暴露在敌人面前了。
当时地下党的一些同志被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冲昏头脑，滋长了轻敌思想和盲动主义的倾向，在川东的农村斗争中也有表现。记得1948年初，鋕叔有一次气愤地对我说：“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根据地，几下子就给你断送掉了。这种工作作风真成问题！”我迷惑不解地问道：“什么作风？”“救亡作风！”后来才知道，当时在川东搞武装斗争的同志，有人认为敌人兵力薄弱，不足畏，于是就在农村公开打出共产党的旗号，自称是共产党的武装部队，敌人调集军队重点围剿，很快就把根据地压垮了。
1948年1月，彭咏梧在领导奉节起义时牺牲，2月大足起义队伍被伪79 师一个整编旅击散，起义又失败了。川东农村起义失败后，在当地不便继续坚持斗争的一部分同志陆续转移到了重庆，重庆地下党掩护和安排他们工作，鋕叔为此忙碌了好一阵子。1948年初，李忠良和邓兴丰在参加梁（山）达（县）大（足）边区起义失败后，撤回重庆，与刘国定接上头后就住在李忠良家里。4月6日上午，市委书记刘国定到志诚公司找许建业时，被守候的特务抓获，接着又连续逮捕了几个前去找许建业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党组织决定刘国鋕转移。 鋕叔在紧张进行转移的准备工作时还风趣地说：“这时候要真能去坐几个月的牢，好好休息一下，读几本书，倒是很安逸的事情。”
刘国定被捕之后，他首先出卖了李忠良和邓兴丰。李邓被捕后，李忠良叛变，供出农村起义的领导人邓照明、王敏、陈以文和起义地区的干部30多人，并供出他的上级刘国鋕在何公馆的住址。我给李忠良送过《挺进报》，记得他是在一家银行工作。当时鋕叔特别叮嘱，他得写个介绍信，否则李忠良不会理我。送地下报纸还得带上介绍信，这种情况从未发生过。因此我好奇地问道：“他是个重要人物吗?”鋕叔笑一笑说：“不一定。”那次李忠良在接过《挺进报》后还故作亲切地悄悄告诉我说：“宪兵队最近又在车站抓了两个人，不过不是我们的人，是托派。”
特务头子徐远举准备抓捕刘国鋕，但顾虑到何北衡的官邸在曾家岩求精中学里面，到厅长家抓人当然得客气一点，再加上怕惊动学生闹事，不敢兴师动众。1948年4月10日清晨，徐远举只派得力的渝组组长、侦防大队长季缕带领几个特务开着辆吉普车去到何公馆。吉普车停在求精中学门口，他们不知道何公馆距此还有好长一段路程，季缕将几名特务布置在何公馆门外，然后，独自一人走进了何公馆。
这时候天刚亮，鋕叔正同适存高商的洪宝书同志在交代他转移后的事情。鋕叔向洪宝书交代说：“组织上已决定我立即转移，我走后有人按规定的暗号来同你联系。”“组织同你联系上以后，你就把你们学校牟以石同志的关系也交给组织。”正当此时，何公馆的门房向胡子在外边喊道：“刘七少爷，有人找！”鋕叔走出客厅正门，下了台阶，机警注视大门口进来的人，见其形迹可疑，他便随即应了一声：“刘七少爷不在！”立即转身走进客厅，小声告诉洪宝书：“特务来了，你找机会迅速离开这里！”他随即背向洪宝书走出客厅的侧门。季缕听到“刘七少爷不在”，正朝客厅方向望，见鋕叔出客厅侧门，就向侧门走来。洪宝书眼看客厅侧门外一个身穿黄军便服、副官打扮的男子（何北衡的副官宋元）正同一个头戴呢帽、身穿黑呢大衣的人发生争执，好像要特务在客厅等候，不许上楼。谁也没有注意到客厅沙发上的客人，洪宝书趁机从正门走出何北衡公馆，到求精中学一个教师家里暂避了一会儿，然后安全离去。
鋕叔一出客厅侧门，就立即跑上三楼他的卧室，将几份绝密材料销毁了，来不及销毁的部分文件和大量民盟盟员的入盟申请书迅速藏在事先准备好的暗室里。他几分钟就处理完了，便到二楼何太太的卧室门前边敲门边说：“姻伯母，外面有人要抓我!”何太太尚未起床，一听连忙起身，边穿衣服边说，“不要怕，有我呢!” 鋕叔说，“他们是抓共产党的，准是搞错了，你打电话问一下肖毅肃（绥靖公署参谋长）、李根固（国民党市党部书记）他们吧，问一下究竟是怎么回事？”何太太说，“哪里有啥子共产党，我打电话问就是了。”于是，鋕叔随何太太从二楼下来。季缕见何太太同刘国鋕一起出来，眼见诱捕不成，就向何太太说明是奉命来逮捕刘国鋕这个共产党的。何太太说，“刘国鋕是我家亲戚，哪会是什么共产党？准是有误会，搞错了。”说着何太太请季缕到客厅里坐：“你们坐坐喝点茶，用点点心，我打个电话问问肖毅肃。刘国鋕他人就在这里，也跑不了。”季缕此时已将门外的特务叫了进来，他心想刘国鋕也的确跑不了，只好让厅长夫人打电话。何太太拨电话，一连几次没拨通，最后特务还帮她拨。接电话的是肖太太，她说，参谋长还没起床。就在此时，季缕猛然发现刘国鋕不见了，鋕叔乘特务帮何太太拨电话那一瞬间居然在几个特务的眼皮底下溜得无影无踪！
季缕焦急万分却又束手无策，他无权对厅长家进行搜查，只好火速开车回到行辕二处，向徐远举禀报诱捕未成的详细经过。为了减轻自己的罪责，他把何太太的“厉害劲”着实渲染了一番，一口咬定是何太太有意将刘国鋕藏起来了。他说，何太太训斥他：“你们是哪一部分的？怎么到我家抓起人来了？我家犯了什么法呀？！”徐远举听完汇报火冒三丈，勃然大怒，给季缕一顿臭骂：“你这蠢货！我叫你把他骗出来，你倒好，反而让人家给骗了！”季缕一贯逞能，心黑手狠，而今居然让刘国鋕在他的眼皮底下溜掉了。按照特务机关的规矩，如此严重失职是要受到处分的，只因季缕是徐远举的心腹、干将，而得以幸免。但季缕的这桩丑事却在特务机关中传为笑柄。
徐远举感到事情很棘手，立即向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参谋长肖毅肃报告，说是何北衡太太如何气势汹汹，如何将共党要犯刘国鋕藏匿起来了。肖毅肃一听，怒不可遏，马上下令包围何北衡公馆，严密搜查，一定要何北衡太太将刘国鋕交出来。肖毅肃随即打电话到成都找何北衡，何正在刘文辉家里同邓锡侯、王陵基商讨什么事情，电话就接到刘文辉官邸。肖毅肃指责何北衡太太窝藏、放跑共产党，并威胁说：“如果抓不到刘国鋕，只好请你太太坐班房。”何北衡一听此话，大为不满，也怒气冲冲地说：“我太太是个妇道人家，她懂什么？要坐班房嘛，我辞职到重庆抵案好了！”肖、何二人在长途电话中对吵起来。刘文辉、王陵基等人见吵得太凶，将他们劝解下来。
朱绍良眼看没有抓到刘国鋕，肖、何二人又在电话上发生争吵，感到事情不妙，干脆电告蒋介石和行政院长张群，检举何北衡包庇、放纵共产党，并命令将执行任务不力的特务先扣押起来。此时的徐远举，由于没有抓到刘国鋕已十分恼火；又眼看肖、何二人发生矛盾，心想这何北衡、肖毅肃乃张群手下的文武二将，他自己也是张群的人，不知如何处理此事才好；又听说朱绍良把何北衡告了，还牵连到自己有渎职之错，深感左右为难。若是何北衡真回重庆，这局面又如何收拾呢？反复考虑之后，他也给何北衡挂了个长途电话：“现在事情闹大了，你也要识相点。你就留在成都，不要回重庆来，我只有尽量设法把刘国鋕抓到，大家才能脱干系。”何北衡虽官居要职，也担当不起包庇共产党的罪名，不敢立即返回重庆。
鋕叔奇迹般的逃脱，把国民党的警、特机关闹得鸡犬不宁、乌烟瘴气。特务头子徐远举亲自上阵，演出了一幕追捕刘国鋕的闹剧。徐远举率领大批特务，浩浩荡荡到了何北蘅公馆，把个何公馆包围得水泄不通，在何公馆的三层楼房、卫生间、厨房，以及副官、司机和男女仆人的宿舍，里里外外搜查了几遍，也找不到刘国鋕的踪迹。只在鋕叔的卧室里抄到我放在那里的一本《共产党宣言》和一部《资本论》, 还有两本贴稿簿上面是剪存我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就统统拿走了。重庆解放，我托地下党的战友曹开帮我在原国民党行辕中查找这些被抄走的东西，他说：国民党行辕刚一撤走，老百姓就一涌而入，抢劫一空，什么都找不到了。
此时的徐远举，对厅长夫人已不再讲究官场礼仪，硬逼着何太太交出刘国鋕。何太太被吓得哭哭啼啼地辩解说：“刘国鋕是大姑爷的弟弟，所以住在我家。我哪里知道他真是共产党？我晓得他跑到哪里去了！你向我要人，我到哪里去找？要人你向刘家的人去要。”徐远举亲自搜查了何公馆，又见何太太这般模样，估计刘国鋕早已离开何公馆。于是，他逼着何太太打电话把刘家的人找来。于是何太姻母打电话到美丰银行找来三姑国凤，三姑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到了何公馆才知道鋕叔出事了。何太姻母又打电话到成渝铁路局，找来六叔国铮。徐远举即令将国凤和国铮押到重庆老街32号行辕二处关押起来，并威胁说，“抓不到刘国鋕，你们休想出去!” 最后，又派几个特务留守在何公馆。
徐远举把国凤三姑、国铮六叔当作人质关在老街32号，并逼迫他们将重庆所有的亲戚、朋友的姓名、地址都提供出来，特务们每天押着国铮六叔在市中区冯克熙家、南岸刘以静家等亲友处追捕刘国鋕。国铮是全家唯一知道鋕叔去向的人，他当然明白重庆的任何一户亲友家里，都是找不到国鋕的，他可以放心大胆地领着特务到处跑。
鋕叔的表侄女屈义嵩，受鋕叔嘱托进城去通知三姑国凤，要三姑设法销毁他密藏的那部分秘密文件和材料。当她得知三姑已去何公馆时，想去何公馆探听虚实，谁知一到何公馆，不容分说也被关进老街32号。特务还跑到民建中学去抓我，因我前一天刚好离开，才逃过这一劫。
我当时在地下党的据点民建中学教书，每周六晚上回到何北衡公馆，在那里住一宿，向鋕叔汇报民建的一些情况。我的表妹屈义莲（后来与我结婚），在燕京大学数理系学习，只念了三年就休学，第三年是迁回北平后念的。她的三哥（大排行，实际是胞兄大哥）屈伯川1939年9月随同林伯渠、吴玉章赴延安。义莲原来也在民建中学教数学，这时候决定去延安找她三哥屈伯川，已经联系好了，假借回燕京复学之名，先到北平再转解放区。当时民建中学的地下党员程灼华有个亲戚在北平警备司令部工作，地下党想通过他弄到一份黑名单，就派程灼华去趟北平。程没钱买飞机票，是跟义莲借的。我由于第二天要送义莲飞北平，那个星期六晚上我没有回何公馆。我陪同义莲在城里一家旅馆住定后，从旅馆出来，在大街上正巧碰到我的表哥孙震凯（由于何北衡的关系，同六叔国铮一起在成渝铁路局工作），他告诉我鋕叔出事了，昨天警备司令部派人去何家抓他，没有抓到！我原同国铮六叔约好当天一起去南温泉，于是挂电话到何家探探虚实，一听答话的人声音不对，就马上把电话挂断了。我回到旅馆，陪同义莲上街吃饭，用英语告诉义莲鋕叔出事的消息。并特地嘱咐她，到了解放区，一定要向党组织反映，蒋介石在作垂死挣扎，疯狂镇压共产党和民主人士，国统区的人民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迫切希望解放军早日到来！我说何家是不能再去了，我去哪儿也没告诉她。
我到三联书店一位朋友家里暂住了一夜，晚上尽听到吉普车来来去去的轰鸣声，令人惊心动魄，当时特务抓人都是用吉普车。第二天我又转移到冯克熙的母亲我的大表嫂家里，两三天之后又转移到南岸乡下胡甫珊的母亲家里。甫珊有个哥哥，抗战初期去延安，此后十多年音信渺无。甫珊的妹妹甫珂是个话剧演员，地下党员，甫珊的弟弟甫洪也是个革命知识分子，他们都尽心尽力地保护我，为我打听消息，传书带信。我在胡家住了两三个月，才又转移到铜梁，义莲燕大同学和挚友马明琪家里。
有一天，二姐以清到胡家来看我，交谈中她迟迟疑疑地说，她干了桩对不起我的事情，把我借给他们看的贴稿簿烧了。我1943年开始为《新华日报》写、译稿子，后来又为其他报刊写、译稿子。每次发表后，我都剪存一份，最初是贴在两本贴稿簿里，后来又贴在一本精装的苏联日历上。二姐当时高中毕业后在南岸水泥厂子弟小学教书，就住在她大姐夫席茂生（以静的爱人，水泥厂化验室主任）家里。二姐提出要看看我发表在报刊上的文章，我就把那本苏联日历借给她。鋕叔在何公馆出逃之后，特务押着国铮六叔到所有的亲友家里寻找鋕叔，也到过水泥厂。特务只询问鋕叔去没去过水泥厂，知不知道他的去处，随后就走了，也没有搜查。不料，二姐他们竟吓破了胆，生怕这本贴稿簿会落入特务手中，想转移到小学去，小学的老师也怕沾包，拒绝收藏。二姐无计可施，只好把我视为宝贝的贴稿簿给烧了！其实，那都是在公开出版的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其中多数是在《新华日报》上发表的，也有在其他报刊上发表的，能构成什么罪状！？那两本贴稿子的贴像簿在何公馆被特务搜查去了，余下这本又被火化了，我心目中的宝贝已荡然无存。第 1 2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