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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 26岁
1月
元旦，重庆的青年知识分子蒋一苇、陈然、刘熔铸、吴子见等创办的刊物《彷徨》正式出版，该杂志与《新华日报》有秘密联系，《新华日报》经常给它提供稿件。
6日，重庆爆发了由65所大、中学校15000余人参加的抗暴大游行。国鋕参与领导的“陪都青年联谊会”在舆论上给予了抗暴运动积极的支持［i］。抗暴游行之后，抗暴运动进入宣传阶段，重庆各界纷纷发表宣言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
2月
2日，《新华日报》发表了一百一十一名重庆文化、工商等界人士的联名信函，向参与抗暴运动的爱国学生表示慰问，国鋕列名其中［ii］。该信呼吁各界人士团结起来支持并参加学生们的爱国运动，并宣称“中国一天不独立，爱国运动就一天不能终止”。
抗暴运动遭到重庆军警的血腥镇压。5日和8日，分别在江北公园和大同路发生了军警袭击赤手空拳的“抗联”宣传队员的事件，导致四人失踪、十余人重伤。国鋕与“抗联”的其他领导人一起，一面慰问受伤学生家属，一面发表控告书，呼吁全国声援；“抗联”同时多次组织学生向重庆国民政府和行辕请愿，要求严惩凶手、取消特务组织、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
11日，重庆学生再次举行了总罢课，“抗暴”运动掀起了又—个高潮，成为重庆历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最久、影响最深的一次学潮，吴玉章因此代表中共四川省委在党内表彰了这次运动。
27日清晨，国民党军警突然包围了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社，勒令所有人员立即撤回延安。
28日，中共四川省委和《新华日报》社被迫撤回延安。西南各地中共地下党组织顿时失去了与党中央的联系。国鋕为在四川省委负责学运工作、未能及时撤离的联大同学齐亮接上组织关系［iii］。
约在此时，国鋕的工作开始直接接受地下党重庆市委的领导，曾与彭咏梧、江竹筠等在同一个支部工作［iv］。
紫霞之姐曾碧霞等人因《新华日报》事件被迫撤离重庆，碧霞临行前托付国鋕照顾紫霞，国鋕与紫霞的接触日益频繁［v］。
4月
《彷徨》开始陆续受到香港的地下党组织寄来的《群众》周刊和《新华社电讯稿》。此时，延安失守，重庆的政治气氛沉闷而紧张，进步分子的思想惶惑而焦虑。《彷徨》杂志社的工作人员决定创办一份地下小报，将《新华社电讯稿》上振奋人心的消息传播出去。
5月
1日，蒋、刘、陈、吴等人创办的地下无名小报开始出版发行，吴子见将分给自己发行的报纸大部分交给在青年学生中广有联系的国鋕［vi］。在这份小报以“黎明”为名出版后，国鋕认为《黎明》刊头设计有问题，容易被敌人追踪破坏，建议另外改一个名字［vii］。蒋、刘、陈、吴讨论之后决定改名为《挺进报》；一说“挺进报”之名即是国鋕的提议［viii］。
从此，国鋕与《挺进报》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地下党重庆市委准备创办市委的机关报，欲吸收《挺进报》的编创人员，遂派国鋕与吴子见联系。5月的一天，彭咏梧与吴子见在位于白象街西南实业大厦内的国鋕卧室里见面。
18日，国民党政府颁布了《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禁止罢工、罢课、游行示威，不久又武力镇压了南京、天津学生为抗议这个法令举行的示威游行，即五·二〇学生运动。重庆、上海、北平、等城市的学生纷纷罢课声援五·二〇运动。
25日，重庆大学成立“反内战反饥饿委员会”，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并决定26日起正式罢课。女师院、乡建院等大专院校，亦酝酿开展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斗争，声援宁津“五•二〇事件”［ix］。
30日，重庆大、女师院、乡建院、市一中、民建中学、西南学院等校代表，在重庆理学院开会，成立了“重庆市学生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联合会”，推选重大、女师院、乡建院、市一中等11所院校组成主席团。并决定响应华北学生提出的“全国学生反内战日”活动，于6月2日总罢课一天，举行游行示威，反对内战［x］。
31日，国鋕留在重庆大学与同学们商讨游行示威的计划。当晚，特务冲进重庆大学和中央工校等校逮捕了大量学生，拉开了 “六一”大逮捕的序幕。
6月
1日，在全国范围内发生了对新闻界和教育界人员大搜捕，重庆被捕二百余人，为各城市中之最多者。
地下党重庆市委决定要尽最大努力营救被捕人员。国鋕为此终日奔跑于沙磁区、市中区之间，在学生、记者中开展工作。重庆大学首先成立了“六·一事件后援会”，女师学院、适存高商、民建中学等学校联合成立了“重庆市大中学校六·一事件后援会”，指挥部设在重大。重庆市各界代表、各校师生纷纷到重庆行辕请愿，要求释放被捕的记者和学生。在强大的社会舆论的压力之下，当局被迫释放了大部分被捕的记者和学生。
约在此间，国鋕对热情勇敢的紫霞产生了好感，并希望尽快明确他们之间的关系，以免因为感情纠葛影响工作。紫霞认为国鋕这样的职业革命家不会懂得真正的爱情，并被他理智和简单的表白方式所激怒，断然拒绝了国鋕的请求。国鋕一如既往地领导紫霞等人的工作。
7月
《挺进报》被地下党重庆市委接受为市委机关报，由市委委员彭咏梧直接领导。为保证安全，《挺进报》所有编、印人员不再参与报纸的发行。江竹筠、刘国鋕等承担了部分发行工作。国鋕还为报纸提供稿件，并在“陪青”内部进行募捐，用黄金为《挺进报》收听新华社消息的电台特支人员购买了一部电台［xi］。国鋕收到《挺进报》，都先拟好分配名单，然后按照名单将报纸散发到学校、银行、商号、报馆、研究机关以及民盟等民主党派的知识分子中。
是月，因事到成都，看望联大同学、时任成都工委副书记的马千禾，二人谈论了成渝两地地下党的工作情况。国鋕谈到了《挺进报》，马认为《挺》固定编印地点和报纸形式的做法容易让敌人破获，但国鋕似乎没有太在意马的意见［xii］。
为了加强对学生运动的领导，地下党重庆市委决定把进步的青年学生组织起来，成立党的外围组织“六·一社”。在彭咏梧的领导下，国鋕参加了建立和领导全市“六·一社”的工作。
除了中共的地下工作外，国鋕还积极在民盟中开展工作。在民盟被国民党政府宣布为“非法”后，他与方仲伯等一起担负起帮助民盟转入地下、重建民盟重庆市地下工作委员会的工作，并担任民盟重庆地下委员会副主委［xiii］。
紫霞在紧张的斗争中加深了国鋕的了解，发现他不仅没有任何“少爷”习气，而且非常俭朴自律，但国鋕却再也没有对她提到感情的问题，紫霞只好以向同伴公开她与国鋕亲密关系的方式，表达了她对他感情的接受。这使国鋕感到幸福来得过于迅速和突然［x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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