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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原地下党重庆市委书记王璞到上海听取中共南方局组织部部长钱瑛指示后返渝［xv］。在钱瑛的请示下，川东地区的地下党组成中共川东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川东临委），王为临委书记，涂孝文为副书记，彭咏梧任委员。重庆市委书记改由刘国定担任，冉益智任分管学运工作的副书记，国鋕转由冉益智直接领导。
在冉的领导之下成立了沙磁学运特别支部，国鋕任书记，张文江、邓平任委员。沙磁区特支所属范围包括磁器口、沙坪坝、新桥、化龙桥一带，张文江主要负责民建中学和中央工校，邓平主要负责重庆大学，国鋕统管全局。考虑到国鋕的家庭背景，市委决定沙磁特支的经费完全由特支自行解决。
同月，在国鋕的主持下，重庆大学“六·一社”在民建中学刘以治和罗广斌的宿舍成立，凌春波、李诗雅、曾紫霞和姚炳奎为干事［xvi］。
重庆大学的进步女生曾紫霞、宋廉嗣、叶孟君等人因在学运中颇为活跃，同时又是“六·一社”成员，因此引起军统特务机关的注意。
23日，重庆大学教育系二年级女生叶孟君突然失踪。
11月
3日，重庆的报纸公开了叶失踪的消息。“六·一社”成员、叶的同班同室好友宋廉嗣受到重庆大学校方和重庆警方的威胁，抽屉被撬，日记被盗，处境十分危险。地下党组织决定由刘国鋕保护宋廉嗣立即转移［xvii］，国鋕为宋的转移进行了周密的部署。
15日下午，国鋕来到重大向宋廉嗣传达组织上要她转移的决定，并交待了撤离的具体办法。 宋于晚上秘密来到上清寺何北衡公馆与国鋕会合。晚饭后，国鋕将她送至市中心五四路倪俊英家中。倪是文德女中与国鋕有联系的进步学生。国鋕在倪家中对宋廉嗣作了细致的思想工作，然后将她送至轮船码头，并为她取了“江晓渝”的化名，寓意长夜破晓、渝州解放之日在嘉陵江畔再会。宋廉嗣、李忠良（倪的男友）等国鋕领导的青年学生共4人由来自上川东第一工委的胡正兴陪同前往大竹张家场地下党控制地区［xviii］。此后，军统特务一直费尽心机追捕宋廉嗣，国鋕被捕后，徐远举曾经向他追逼宋的下落［xix］，国鋕坚不吐实。宋在上川东地区一直得到组织的保护，她在那里从事农村武装斗争直至解放。
19日夜，叶孟君在成都的好友叶正邦［xx］因叶失踪事件被捕，后在渣滓洞的集体大屠杀中遇害。
由于宋廉嗣是秘密出走的，因此外界认为她也失踪了，重庆大学一连失踪了两个女学生，社会舆论哗然，成为轰动山城的“叶、宋事件”。 “叶、宋”事件导致重庆大学再次罢课，要求当局保障学生的生命安全。作为学运领导人的国鋕按照市委的部署，一方面推动学生与当局的斗争，一方面又必须将运动控制在一定的规模之内［xxi］。为了便于工作，国鋕有几天完全住在重庆大学。
随后，国鋕逐步将宋廉嗣秘密转移的真相告诉重大的地下党员和紫霞等部分“六一社”骨干。包括紫霞在内的一些进步同学为国鋕没有事先将真相告诉他们而颇有意见。紫霞甚至对国鋕和自己之间的信任产生了怀疑，国鋕为紫霞不能理解地下工作的纪律而严厉批评了她。
由于叶、宋事件的发生，紫霞在重庆大学已经处于危险的境地，因此，组织上让她退学，并安排她到基督教重庆女青年会内工作，地下党员胡其芬（党内名胡南）和李玉钿均隐蔽在女青年会，胡任女青年会总干事，李任民教部长。
同月，国鋕在重庆大学筹备成立海风歌咏团，此前，重大已有松光社、柏声社等进步学生社团，这些社团的成立都与国鋕有着密切的关系。但国鋕认为，壁报形式的社团已经引起了特务组织的注意，而带有娱乐色彩的社团隐蔽性比较强。经过与重大六一社成员的反复协商，最终确定以歌咏团的形式成立新的进步社团［xxii］。
11月
下旬，国鋕的好友吴子见随彭咏梧、江竹筠夫妇秘密离开重庆，前往下川东去参加农村武装斗争，国鋕为彭筹措了一千万元法币的经费。已经断绝了在重庆的一切关系的吴子见临行前在国鋕的卧室里换行装，国鋕把身边所剩的三百万元法币全部送给子见作路费，并将子见送至轮船码头，在冬雨濛濛的黑夜，国鋕握着子见的手说：“欢迎你胜利归来”！这次分别成为两位好友的诀别［xxiii］。
12月
经过两个月的筹备，重庆大学海风歌咏团正式成立。国鋕安排平时不太暴露的六一社社员金国永担任团长，同时还安插了六名六一社社员隐蔽在团内。“海风”后来成为重大最有影响力的学生社团，六名隐蔽于其中的六一社社员始终没有暴露身份，直至重庆解放［xxiv］。
约在是月，国鋕领导六一社社员与三青团分子展开争夺重庆大学学生自治会领导权的斗争，经过周密策划，进步学生与三青团分子在竞选中进行了尖锐辩论和反复较量，最终，自治会主席和自治会多数部门的职务都掌握在了六一社社员以及进步同学手中，这场胜利为重大以后的学生运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xxv］。
冬，位于川南山区长宁县的私立培风中学到重庆延聘教师，国鋕派地下党员邬卓凡等人前往该校任教，并交给他们三项任务：（1）在学校培养革命的新生力量，并视情况稳妥地发展地下组织；（2）建立一个可供在重庆暴露的同志隐蔽的据点；（3）积蓄经费以帮助在重庆有生活困难的同志［xxvi］。
这一时期，国鋕在经济上的负担异常繁重。沙磁区特支的活动经费完全由他个人筹集，他还要为特支其他两个委员的生活提供必要的经济援助［xxvii］。他为《挺进报》筹集经费，并暗中资助专职办《挺进报》的蒋一苇的生活［xxviii］。他为前往川东的干部筹集路费、在乡下的医药费和生活经费，有时还要负责接待从乡下来重庆汇报工作的干部。碰到青年学生有经济上的困难，他也总是解囊相互。由于他衣着寒酸破旧，一些青年学生开玩笑说，国鋕算什么有钱人家的少爷，身上除了一块手表，就没有任何值钱的东西了［xxix］。此外，这一时期他的身体状况也非常不好，患有严重的胃病和失眠症。
［i］ 见《抗暴运动在重庆》69-70页、88-89页、144页。
［iii］ 见颜立民（1987） “齐亮同志传略”。
［iv］ 同40。曾紫霞称，在狱中听江竹筠说刘与江、彭曾属同一支部。
［vii］ 见吴子见（1959）“忆‘挺进报’和‘挺进报’的战友”、吴子见（1962） “回忆《挺进报》及战友们”、吴子见（1997） “回忆彭咏梧领导期间的《挺进报》”。关于《挺进报》的前身有无名字的问题，一直存在争论。刘熔铸（1981）“《挺进报》”、刘熔铸（1997）“《挺进报》回顾”认为《挺进报》的前身叫《读者新闻》。蒋一苇（1980）“陈然与《挺进报》”、蒋一苇（1997）“我知道的《挺进报》”、蒋一苇（2001）“我与《挺进报》”认为是无名小报。吴子见在“对《挺进报》一些历史事实的补充和某些问题的分析”（未刊稿）中说：“……我将“黎明”给他（即刘国鋕）看，他看了后，觉得刊头有些问题处理不当，如果落到特务手里，很易被追踪（什么问题记不确切了），建议我们另换一个名字。我说这好办，反正才出一期，回头和他们商量一下。……”。
［viii］ 关于《挺进报》的命名问题，当事人也有不同的回忆。吴子见（1959）“忆‘挺进报’和‘挺进报’的战友”称，“第一期油印的地下报纸出版了，取名叫‘黎明’。……我们分头把报纸送给了自己最亲近的朋友。经过我的手送出去的，大部分是给了刘国鋕同志。他当时在民主人士、进步青年和学生中进行着广泛的活动，需要大量的宣传品。接着，我们根据刘国鋕同志的建议，把‘黎明’改为‘挺进报’”。吴子见（1962）“回忆挺进报及战友们”有完全相同的回忆。蒋一苇（1980）“陈然与《挺进报》”称，“市委决定把报纸命名为《挺进报》……”；但蒋一苇（1997）“我知道的《挺进报》”又称，“我们商量，要给小报取个名，提了很多，如‘黎明’、‘曙光’等等，最后决定用《挺进报》”；蒋（2001）“我与《挺进报》”中的回忆与1997完全相同。吴（1997）又称，“我（即吴自己）赓即琢磨，取个什么刊名好呢？想来想去，觉得取名《挺进报》还不错”。刘熔铸（1981）“《挺进报》”称，“吴圣儒（即吴子见）说：‘老赵建议我们的小报改名为《挺进报》，“挺进”二字有两层含义：一层，用以纪念我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刘邓大军飞渡黄河，挺进大别山，恰似一把钢刀插入敌人的心脏；二层，我们是革命者，应该挺起胸膛向前进，任何敌人都无法阻挡我们向前挺进的步伐。’于是，大家一致同意《挺进报》这个名称，决定把《读者新闻》的第三期改为《挺进报》的创刊号，并推选吴圣儒用隶书体书写挺进报三个字作为刊头。”刘未在文中说明“老赵”的真实身份。刘熔铸（1997）“《挺进报》回顾”则加注说明“老赵即彭咏梧”。
［ix］ 引自“重庆青年运动大事记”，共青团重庆市委编。
［x］ 引自“重庆青年运动大事记”，共青团重庆市委编。
［xi］ 见陈经纬（1993）“陪都青年联谊会纪要”。
［xii］ 见马识途（1992）“忆齐亮”，又见于马识途（1990）“公子·革命者·作家”、马识途（2005）《风雨人生》第479页。
［xiii］ 据重庆歌乐山革命纪念馆刘国鋕档案方仲伯所写材料。
［xiv］ 见曾紫霞（1983）《刘国鋕》第52页，
［xv］ 见邓照明（1987）《巴渝鸿爪》，第79页。
［xvi］ 见重庆大学校史编写组（1984）《重庆大学校史（上）》，第177 页。
［xvii］ 见重庆大学校史编写组（1984）《重庆大学校史（上）》，第179 页。
［xix］ 见傅伯雍（1991）“对重庆大学三位革命青年的回忆”。
［xx］ 见王宗力（1987 ）“叶正邦烈士传略”。
［xxi］ 见颜立民（1987） “齐亮同志传略”。
［xxiii］ 见吴子见（1962）“忆《挺进报》及战友们”，又据吴子见“我所知道的刘国鋕烈士”，未刊稿。
［xxvii］ 是年，曾紫霞和特支委员邓平都患上了肺结核，刘国鋕却将好不容易弄到的昂贵药品送给了邓平。见曾紫霞（1983）《刘国鋕》第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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