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 27岁
1月
月初,下川东工委联络员江竹筠回到重庆,要求川东工委和重庆市委向下川东增派知识分子,并到国鋕处请求提供部分乡下急需的医药,国鋕很快给予解决。同月,彭咏梧等领导的下川东奉大巫起义失败,彭不幸牺牲。
15日,英国欲在九龙修建飞机场,强迫中国居民搬迁,发生“九龙事件”。不少城市举行了抗英游行示威。重庆大学学生了成立“抗议英帝国主义者九龙暴行行动委员会”。
18日,重大成立“抗议行动委员会”后,全校罢课3天,并发表宣言和致电慰问九龙受难同胞。重庆大学的“六一社”领导成员李诗雅等人决定举行反英游行,得到了沙磁特支的支持[i]。特支特别强调要吸取反苏游行的教训,要引导青年学生把反英与反美联系起来。国鋕检查了各个环节的准备工作,亲自拟定和修改请愿口号和抗议书,游行时一直跟随队伍,以便及时解决可能发生的问题。这次游行得到了中共重庆地下市委的高度评价[ii]。
2月,上川东第一工委领导的虎南大起义再遭失败,部分起义人员疏散至重庆,国鋕曾经领导过的青年学生李忠良也撤回重庆家中。国鋕尽最大努力帮助安排来渝同志的生活。同时,他对领导人的牺牲和根据地的丢失非常痛心,他向侄子以治表达了对当时地下党高层领导中一些人的轻敌思想和盲动主义的不满[iii]。
约在此时,国鋕由于在“叶宋事件”中比较暴露而调动了工作。国鋕调至市中区[iv],刘传陆接任他的工作。在基督教女青年会工作的紫霞担任国鋕的交通员[v]。
地下党川东临委和重庆市委决定《挺进报》从2月5日发行的第15期起向国民党的各级机关以及特务组织邮寄,展开“攻心”战。国民党西南长官公署行辕主任朱绍良收到报纸后非常异常恼怒,召见国民党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兼侦防处处长、老牌军统特务徐远举,令其限期破案。
同月,国鋕介绍新上任的重庆市委妇委书记胡其芬到何北衡公馆做家庭英文教师[vi]。
3月1日,罗广斌入党[vii],介绍人分别为刘国鋕和江竹筠[viii]。罗从昆明西南联大附中毕业后考入重庆的西南学院,因在学生运动中比较暴露而转移到民建中学教书,与国鋕的侄子以治住在同一间宿舍。
由于与罗广斌熟识并且一同担任中共重庆市委机关刊物《反攻》印刷任务的陈明德被捕,上级决定立即撤离与陈熟悉的人。恰逢秀山中学需要补充地下党员,国鋕遂派罗与罗在西南学院的同学陈家俊等人一起前往秀山中学开展工作。国鋕要罗严守地下工作的纪律,割断与重庆的一切联系,而罗八年未见的女友牟学濂此时正准备前来重庆与罗相会。罗走后,国鋕安排小牟住到民建中学,并派专人负责照顾小牟。
3月,国民党保密局渝站渝组组长、“红旗特务”李克昌[ix]从十八岁的中共地下党员陈柏林[x]处查到了有关《挺进报》的一些线索。
4月
月初,在白象街国鋕的宿舍内,曾紫霞宣誓入党,介绍人为刘国鋕,监誓人为化名张德明的市委副书记冉益智。冉与紫霞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要她正确处理好与国鋕的关系,即便是恋人之间也要严守党的机密。该月也是重庆、川东乃至整个四川地下党遭受严重破坏的开端。
1日,陈柏林和他的上级任达哉被捕。任当晚叛变,出卖了他的上级、地下党重庆市委委员兼工运书记许建业[xi],特务在许建业所办的志成公司逮捕了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刘因身份尚未暴露,为了蒙混过关,他供出了从大竹疏散回重庆、已被通知转移的的李忠良。
刘国定被捕之后,地下市委和川东临委的部分领导人商量对策,冉益智决定让有转移条件的学运系统党员准备撤离。国鋕接到了形势有变的通知,因此准备在交接完工作后转移。
8日晚,没有执行转移命令的李忠良在家中遭逮捕。始,李拒不承认党员身份;9日,与刘国定对质,身份无法再隐瞒,在酷刑之下,李的思想防线崩溃,供出了刘国鋕、余永安等人。
得到重庆地区学运领导人之一刘国鋕的信息,徐远举兴奋异常,因为重庆的爱国学生运动是令他最头疼的事情,而他在“六·一”大逮捕中又所获甚微[xii]。徐远举甚至怀疑国鋕是重庆市地下党学生运动的总负责人[xiii]。鉴于刘国鋕家庭特殊,徐远举等决定用“绑架、诱捕”的办法逮捕他。
10日,惊心动魄的一天
清晨,国鋕所住的曾家岩何北衡公馆被二处侦防大队队长季缕率领的特务包围,季缕命跟随的特务守在何公馆大门,独自一人进何公馆企图诱捕国鋕,恰逢国鋕正与适存高商的地下党员洪宝书谈他转移后洪的组织关系问题。当国鋕意识到有特务来到时,立即掩护洪离开。然后跑上三楼卧室迅速将秘密文件处理完毕,接着到二楼告诉何北衡太太有人要抓他。何太太遂下楼与季缕交涉,季见诱捕不成,即向何太太直言,他奉命前来逮捕共产党员刘国鋕。何太太不信,欲打电话向重庆警备司令肖毅肃询问,季缕遂陪同何太太在二楼拨打电话,国鋕佯装顺从跟至二楼。由于电话机距楼梯口尚有一段距离,而季缕拨电话时又背向楼梯,因此国鋕趁此机会下楼,从何公馆后门出走,后门外是一片人迹罕至的开阔荒地,国鋕很顺利地从此奔向了闹市的人海之中[xiv]。
随后,国鋕到两路口铁路新村六哥国铮处,请六哥火速将曾紫霞找来。国鋕指示紫霞立即通知有关人员转移,并要她按约定的时间、地点向上级冉益智汇报。他特别向新党员曾紫霞强调了与组织失去联系的严重性,认为组织关系比个人的生命和爱情更重要,他要求紫霞在他被迫转移后不能随便离开重庆,一定要等组织的安排和决定。
紫霞回到女青年会处理了材料,然后立即赶到沙坪坝重庆大学通知有关人员转移,旋即返回城内。
国鋕离开铁路新村后,于晚间来到新桥适存高商,在地下党员刘兆丰、谢若英夫妇家中吃了晚饭。此时他又设法通知了有关人员转移,并要表侄女屈义嵩再到城里某处去见紫霞,未遇;又让义嵩去通知《挺进报》电台特支负责人成善谋转移,亦未成。
洪宝书将特务到何公馆逮捕国鋕的消息通过学运系统传了出来,负责学运工作的市委副书记冉益智很快得到了这一消息,并通告了肖泽宽等其他领导人。
11日。下午3时许,紫霞如约到牛角沱“海上居”茶馆,与市委副书记张德明见面[xv]。紫霞向他详细汇报了国鋕的被捕和脱险经过、国鋕的去向和要求等,张对国鋕请示的转移与否的问题没有答复,只要求紫霞再到沙坪坝去通知有关人员。紫霞在市中区、沙坪坝来回奔跑了两天,此时,友人告诉紫霞,她的工作地点已经有特务守候,要她立即离开重庆,并表示可以提供帮助。但紫霞仍坚持等候上级通知。
同日,胡其芬回何公馆处理材料,被指为与国鋕有密切联系的人而被捕;沙磁区特支委员张文江得到了转移通知,但因来到何公馆了解转移的原因,与未婚妻李惠明[xvi]一起被守在何公馆的特务逮捕。
特务还到民建中学去逮捕国鋕的侄子刘以治,恰好以治因事离开,侥幸脱险。
12日,国鋕离开适存高商后,专程绕到壁山,给在那里养病的沙磁区特支委员邓平报警,并给他留了些许生活费。国鋕在壁山邓平家中停留一夜,临别时,他告知邓平,自己可能会设法转移到香港,并充满豪情地对战友说:“从此海阔天高,任我飞翔”[xvii]。邓平的隐蔽地址只有国鋕一人知晓,尽管他一直留在壁山,却未曾遭遇任何危险;7、8月间报纸上公开发表了冉益智的自白书和国鋕等人被捕的消息,邓平方撤离璧山县城。
国鋕的逃脱引起了肖毅肃、朱绍良与何北衡之间的矛盾,朱甚至向蒋介石和时任行政院院长的张群检举何北衡包庇共产党,负责逮捕国鋕的特务因执行任务不力而被拘押。徐远举为此感到非常不安,他担心自己在矛盾重重的军统内部陷于被动[xviii]。恼怒之极的他亲自率领大批特务来到何北衡公馆搜查,只在国鋕的卧室内抄到几本进步书籍及家人信件,遂威逼何太太将国鋕的三姐国凤、六哥国铮叫回何公馆。表侄女屈义嵩受国鋕嘱托去通知三姐设法销毁他秘藏的部分文件、材料,也在何公馆被扣,三人均被押到重庆老街三十二号行辕二处作为人质,直至国鋕被捕后方获自由。何公馆处每日有特务留守,准备扣押前来与国鋕联系的人。特务还每日押着六哥在重庆市中区、南岸区等地追捕刘国鋕。
14日。上午9时许,紫霞由同班好友、六一社社员况淑华陪同,在李子坝武汉疗养院再次与张德明见面。鉴于国鋕兄、姐被扣押,张要紫霞立即离开重庆去国鋕处通知他再次转移[xix]。紫霞再次请示张关于她与国鋕的组织关系问题,张要他们等候组织通知,并约定了联络暗号。紫霞惟恐张遗忘国鋕住地而使他们失去组织关系,一定要他当面背诵出国鋕的转移地点“荣昌县大东街159号”,方放心离开。
15日,紫霞在重大同学王志成的护送下转移至青木关中学。约在此时,“六一社”干事李诗雅收到国鋕托人转给紫霞的信。因紫霞已撤离,李不知此信是否与目前的局势有关,只好拆开信件,发现此信是国鋕因为与紫霞分离而写给紫霞的情书。由于形势危急,李被迫烧毁此信。解放后,李见到紫霞时负疚地说:“很遗憾未能为你们保留一点纪念品。”[xx]
16日,紫霞在友人帮助之下离开青木关,顺利来到荣昌国鋕大姐夫郭质彬家。国鋕跟大姐说是陪紫霞回家去见未来的岳父、母,二人受到盛情款待。国鋕与紫霞商定两天后去乡下,然后国鋕借故留在乡下,紫霞返回县城等候组织通知。
18日,张德明,即市委副书记冉益智因被余永安出卖被捕。冉叛变,供出已经被捕的刘国定、许建业在党内的身份。据罗广斌回忆,当徐远举追问冉益智“上级”刘国鋕的下落时,冉本可以“下级不知道上级的住址”为由推脱,但他却得意地告诉徐,刘是他的下级,同时供出了国鋕与紫霞在荣昌的隐蔽地点[xxi]。正为刘国鋕事件感到山穷水尽的徐远举得知国鋕的隐蔽地点,立即同荣昌特务系统取得联系,让荣昌方面作好准备,又亲自与二处特务作了详细、周密的安排,派出一个以漆玉麟为组长的行动组小组前往荣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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