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徒中冉益智是另一类典型。1948年4月16日他在北碚被捕，经不住特务的突击刑讯，供出北碚学运特支书记胡有犹，随后又供出已被捕但还未为敌特查明身份的市委书记刘国定，但还有所保留，也被关进白公馆。在白公馆，冉益智的精神完全崩溃。过去受他教育，对他崇拜的下级反过来帮助他，劝他悬崖勒马，就此稳住，不能再往下滑，但是拖他不住。他白天有时唉声叹气，有时大讲“嫖经”、“性学”；晚上夜不成寐，起来写“遗嘱”。这“遗嘱”只是最后一个姿态。他终于在讲了一通“理由”之后，主动要求出牢，参加特务组织，要中校未成，以少校成交。“遗嘱”作废，专门作那贩卖人血人头的营生去了。在特务组织里，他与刘国定不同，显得特别“温良恭俭让”，对谁都点头哈腰、笑脸相迎，颇得特务们的好感。他一切从个人利害考虑，一方面不动声色地出卖党组织和重要干部以邀功；一方面又留有后手，保留一些人，即使特务发现也不至怀疑他的“忠诚”，同时也准备将来为自己开脱留点余地。当时刘国定向特务供出中共川康特委书记姓郑，却不知道“老郑”的详情和地址。1949年元旦，冉益智在特务机关与老特务们闲谈，谈起“老郑”，他似乎漫不经心地说：这个老郑不就是蒲华辅吗？正好特务中的雷天元是蒲华辅的铜梁同乡，熟人，立即到成都逮捕了蒲华辅，造成川西地区党组织的大片破坏。冉曾负责担任过万县地区的工作，于是他亲自带领特务到万县抓川东临工委副书记涂孝文。这天恰逢端午节，涂孝文在河边看赛龙舟。冉益智从旁点水，涂孝文被捕，又造成下川东党组织的大片破坏。当他与万县县委副书记李青林（女、烈士）对质时，李青林痛斥冉卑鄙无耻，挟嫌陷害。他还面带羞惭，狼狈不堪，好像还知道一点廉耻。但他在出卖同志破坏党时却绝不手软。

 

    往日，他道貌岸然，大讲革命理论革命气节，在为曾紫霞举行入党宣誓仪式时，刘国鋕领誓，冉益智监誓。冉益智在讲话中着重对他们进行革命气节教育。就是这个冉益智，只不过过了半个月，就把他领导下的这对未婚夫妇出卖了。冉益智被捕的前一天，在北碚与学运特支书记胡有犹（后为烈士）谈话，这时破坏已经开始，陆续有人被捕。他特别强调，如果出事，一定要坚持革命气节。第二天冉被捕后第一个出卖的就是胡有犹。所以胡有犹提起冉益智就满腔怒火，切齿痛恨。冉益智等几个领导干部的叛变确实给同志们心灵蒙上了一层浓厚的阴影，但却没有影响他们的基本信念，反倒是增添了几分清醒。

 

    在地下时期，大都实行单线联系。直接领导人就是组织，就是党的代表，下面的同志对他们十分敬仰，抹上了一层理想的光辉。《报告》说：“加上（刘国定、冉益智等）上级领导人高高在上，不可捉摸，故意说大话，表示什么都知道，都有办法。”以至有的年轻同志对他们盲目崇拜，事事依赖，甚至有的同志举止言行都模仿他们的样子，到头来却被自己敬仰和崇拜的对象出卖了。这一堂反面课上得十分深刻。

 

    在狱中，同志们联系自己的思想讨论如何看待组织存在的问题。江姐（江竹筠）早先就说过：“不要以为组织是万能的，我们的组织里还有许多缺点。”王朴检查自己的认识说，在被捕前一直迷信上级，依赖组织，没有想过自己就是组织的一部分，组织的力量要靠各个分子的共同努力才能发挥整体的战斗作用。他说：“以前我对组织一直是用理想主义的观点来看，今后一定要用现实主义的立场来看了。”

 

    崇高的理想是力量的源泉，先烈们是为实现崇高理想而奋斗而献身的。丧失崇高理想、鼠目寸光，只考虑个人得失的人，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背叛理想或者只把理想停在口头上，而实际上只捞个人利益的人，就是背叛革命。狱中同志所反对的“理想主义”是指把一切都理想化，以至产生迷信，丧失现实感，那就是一个糊涂人，甚至可能反过来影响对理想、对党对革命前途的信念。这是先烈们用血写下的教训。过去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

 

 

    狱中同志在总结经验教训时，得出一个共识：要“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报告》说：“从所有叛徒、烈士中加以比较，经济、恋爱问题、私生活问题，这三个个人问题处理得好坏，往往决定他们的工作态度，和对革命是否忠贞。”这一段话似乎说得绝对了一点，但却是当时实际情况的写真。个人私生活和革命大节之间往往并不隔有不可逾越的鸿沟。这里把众多烈士和少数叛徒加以比较，形成十分鲜明的对照。烈士们都有着丰富的感情世界。他们热爱生活，眷恋亲人，喜怒哀乐有血有肉。江姐的遗书、兰蒂裕的《示儿》诗，以及许许多多烈士的遗书遗言，反映了他们共同的精神境界。“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在他们身上得到真正的体现。而几个叛徒的一个共同特点，恰是在这几个问题上过不了关。李文祥是因为儿女情长不能自拔，引动劣根性大发作而终于下水。李文祥于1948年4月为刘国定出卖被捕，关在白公馆。开始还比较好，只是苦念妻子。妻子熊咏辉关在渣滓洞女牢。特务利用李的弱点，经常把他提到渣滓洞审讯，而且让他与妻子见面，每见一次他就要痛哭一次。特务威胁他：“这是最后一面了。”他便彻底崩溃，在坐牢八个月之后，于12月叛变，出卖了他领导的16个同志（3人被捕牺牲），主动要求“参加工作”（当特务），并宣布了叛变的“三大理由”：“一、我被捕不该自己负责（是上级出卖），而且坚持了八个月，与我有关的朋友应该已经转移了，如果不走，不能怪我。二、苦了这么多年（他常说，早年就作过县委书记），眼看胜利了，自己却见不到。我死了对革命也没有帮助；参加工作（当特务）也不会影响胜利的到来。组织已经完了，我只能为自己打算。三、我太太身体太坏，会拖死在牢里，为她着想我只有‘工作’。”刘国鋕针对李文祥和冉益智说：“这种人连叛变也能讲出一大套道理!”不胜叹息。在白公馆，陈然一直作李的工作，鼓励他坚强镇定，劝他说：“你太太和你一方面是情爱，另一方面是同志爱。她知道你‘工作’了，还会不会爱你呢?”李满有把握地认定“我出去她一定也出去。”事情不出陈然所料，熊咏辉表现坚强，李文祥代她承认党员身份（她一直未承认），接她出狱，她不出去，表示要与叛徒丈夫一刀两断。渣滓洞狱中同志给她支持和鼓励。同时也劝她还是出去好，出去才能活动，才有办法。她接受了这个意见。根据她的一贯表现，出于对她的信任，女牢的曾紫霞把一处秘密联络点告诉了她，建议她在困难的时候去那里接头，可以把她转移到外地。她出狱后，没有与李文祥（已当了军统上尉）同流合污，鉴于自己的行动受到控制，怕牵连别人，她也没有去找这个联络点。解放以后，李文祥归案伏法。熊咏辉远离红尘，去到一处边远山区定居。这是后话。

 

    据狱中了解情况的同志揭发，其他几个叛徒在私生活上也都不干净，刘国定更是“五毒俱全。”

 

    《报告》还说：“在工作上因为经常检讨（总结经验教训）、（向上级）报告，相对来讲有问题比较容易发现，也有较多改正机会。而对私生活一般不太注意。在对这些问题的处理上却清楚地反映了干部的优劣。”

 

 

    在革命高潮中往往卷进一些投机者，这不可避免，也不足为怪。革命队伍能吸引更多的人参加是件好事。问题是在革命过程中，党的组织要对每个参加革命的人，特别是党员干部加强思想教育；每个参加革命的人要自觉改造思想，真正树立革命人生观。地下斗争、武装斗争和监狱斗争是真枪实弹过硬的事，来不得半点虚假。平时有虚假，关键时刻就要大暴露。纸糊的窗户，一戳就破。叛徒李忠良是个小角色，却是投机分子的典型。他本是一个青年学生，追求南开中学一位女同学，但女方却看不上他。在当时进步潮流的推动下，他到华蓥山地区参加革命，做群众工作，想镀一层金，积累一点政治本钱。在乡下表现甚是积极热情，又颇能说会道，被发展入党，甚至当了联络员，了解不少情况。等到武装起义的枪声打响，他就溜了。回到重庆后忙着追女朋友，以下过乡为资本，信口吹牛。为刘国定出卖，一被捕就叛变。关在渣滓洞时，以为别人不知道，他还要吹牛，说：“马上就要胜利了，我们要坚持！”有同志气他不过，揍了他，为此打过几架。他当然占不了便宜。他向徐远举诉苦说：“渣滓洞管理得不好，这样下去连王CUA CUA（按：为四川方言，意近无能、窝囊废）都要关成共产党。”他带着特务四处抓人，当了军统的中尉，又以此为荣，吹起牛来。他在抓人时，对过去的同志穷凶极恶地吼叫：“我到处找你，今天看你格老子再跑嘛！”狱中同志们说他，改造成革命者是假的，改造成特务行动员是真的。

 

 

    《报告》说：在监狱里，“毒刑拷打，单凭个人的勇气和肉体的忍耐，是没法子忍受的。没有坚强的革命意识，没有牺牲个人，贡献革命的思想准备，便不可能通过考验。”大多数同志是经受住了这种考验的。江姐受刑昏死三次，她说：“毒刑拷打是太小的考验。”杨虞裳（下川东地工委委员）在受刑时回答特务说： “我现在是在你们的老虎凳上保卫我们的党。”李青林在万县被捕后，敌人给她一个“下马威”，上老虎凳，当即拗断了腿骨。她仍咬紧牙关，痛骂特务叛徒。许晓轩（被捕前任中共重庆市委青委委员、新市区区委书记）坐牢十年，转押各地，一直是狱中各次斗争的主要领导人。1940年被捕后，在一张烟盒的内包装纸上写下“宁关不屈”四个字，交探监家属带出。在贵州息烽监狱的一棵核桃树上又刻下“先忧后乐”四个字。在白公馆监狱，因《挺进报（白公馆版）》暴露，他挺身而出，承认是自己写的，被罚重刑，关地牢。许晓轩在牺牲前沉痛地口述他对党组织的“唯一意见”：“希望组织上能够切实研究，深入发现问题的根源。经常注意党内的教育、审查工作，决不能容许任何非党的思想在党内潜伏。”他们的这些嘉言懿行已经成为不朽的传世经典。而两个资格最老，职位最高的干部蒲华辅和涂孝文却没有经受住这种考验。

 

    蒲华辅是十年内战初期的老党员，1930年曾领导铜梁土桥农民暴动。后来担任川康特委书记。因刘国定、冉益智出卖，1949年元月在成都被捕。特务当即用酷刑（背“火背兜”）逼供，他熬不过，供出了川康特委其他领导人和国民党军队系统的党员干部，以及与党有密切联系的高层民主人士，造成严重后果。

 

    涂孝文曾是党的“七大”代表，后任川东特委副书记兼下川东地工委书记。为冉益智出卖，在万县被捕。特务用棉被蒙着他的头，乱棍毒打。他供出下川东地工委委员杨虞裳、唐虚谷和江姐等30多人，后果也十分严重。

 

    他们先后被押解到重庆，先在集中营内的杨家山受优待，后来关进白公馆。在狱中同志的劝告和教育下，他们拒绝再供人，拒绝参加特务组织，拒绝带特务抓人。终于被敌人公开枪杀在大坪刑场。

 

    客观地讲，他们与刘国定、冉益智、李文祥、李忠良这几个死心塌地的叛徒有所不同。或许应了一句老话：“一失足成千古恨。”但这“失足”所带来的是多少人头落地！连涂孝文自己也承认：“在毒刑下不坚强，过失太大，不可原谅。”“失足”也不是偶然的。狱中同志对涂孝文的剖析是：“为人很小心谨慎，作事也踏实，不遇风浪确实是优秀的，但是在严格的考验下，仍然没有及格。”可见，“以涂的素质来讲是很不够，很不彻底的。”

 

    《报告》说：狱中同志“希望组织上对选拔干部，审查干部，培养干部一定要进一步的谨慎和严格。”

 

    从共产党员、领导干部自身来讲，增强党性锻炼，提高政治素质，则必须是自觉地、终身坚持不懈地学习和实践。

 

    1947年，当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全面爆发时，几个年轻的共产党员在重庆市区一间斗室内讨论如何迎接这场严峻的历史风暴。他们把讨论的结果写成了一篇千余字的短文《论气节》，用陈然的名义发表在这年的《傍徨》杂志第五期上。文章说：

 

    在平时能安贫乐道，坚守自己的岗位；在富贵荣华的诱惑之下能不动心志；在狂风暴雨袭击之下能坚定信念，而不惊惶失措，以致于临难勿苟免，以身殉真理。

 

 

 

 

 

    陈然他们讲的“高度的理性”，显然是指共产党人的科学世界观和革命人生观。这二者是有区别的，又是相互联系的。如果仅有科学的世界观，那是飘浮无根的清谈；如果仅有革命的人生观，又会落得没有方向，没有蓝图的盲目蛮干。只有二者兼备，统一于一体，才是一个具备良好素质的，能够胜利通过种种严峻考验的革命者、共产党人。第  1  2  3  4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