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此文对白公馆和渣滓洞的历史由来以及其中被关押人员的情况进行了梳理）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在重庆歌乐山下建立了一个庞大的集中营，它包括白公馆、渣滓洞两座看守所和十多个秘密囚室。其中白公馆和渣滓洞被人们称为两口活棺材。对于这两所看守所，有两种说法值得商榷。一种说法就是习惯上人们都把它称作监狱，但严格来说，他们仅仅是看守所，在这里关押的人都是侦讯期中的临时拘押，他们的案情没有定性，他们也没有经过法庭的判决，没有具体的刑期。另一种看法就是认为白公馆是关押的重要的政治犯，这也是不准确的，因为可以随便举出很多例子，否定这种说法，如在白公馆关押的熊世政烈士，他在党内就没有任何职务，同样的还有陈兴宥、宣灏、王振华、黎洁霜、尚承文、朱念群、国立六中的五位山东学生，而在渣滓洞关押的人中，却有很多是当时地下党的领导干部如万县县委书记雷震、副书记李青林、下川东地委委员杨虞裳、梁（平）垫（江）边特支书记兰蒂裕、重庆地下市委妇委书记胡其芬、中共上川东第一工委委员陈以文、上川东第八工委委员蒋可然、中共重庆北区工委书记齐亮、下川东地委委员唐虚谷、中共重庆市委电台特支宣传委员成善谋、宜昌特支书记陶敬之等一大批党的领导干部。事实应该是，这两座看守所分属两个不同系统。白公馆看守所直接属军统局（后改为保密局）管理，渣滓洞看守所属于国民政府重庆行辕（后改名为西南长官公署）看守所。 
   
    白公馆原是四川军阀刘湘部下白驹的郊外别墅，白驹以唐代诗人白居易的后人自居，用白居易的号“香山居士”中的“香山”将其别墅取名“香山别墅”并将这四个字刻于大门门楣上，人们习称白公馆。
   
    白公馆看守所成立于1939年秋，是国民党军统局局本部直接管理的看守所。据军统局自编《十年大事纪》载：“4月（民国28年）在重庆成立临时看守所。10月28日，临时看守所在歌乐山下觅定地址。”1938年，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军统局也随之西迁，在市区枣子岚垭建局本部，并将重庆望龙门西湖会馆改为看守所，直属特务总队。由于望龙门看守所地方小，离街近，不利于保密，因此，在1939年4月，戴笠命原南京皮巷看守所长侯子川在小龙坎枣子堡设临时看守所，接收从望龙门看守所转移囚禁的“人犯”。1939年5月，为躲避日机轰炸，军统局以军事委员会战地服务团名义，把磁器口、五灵观、缫丝厂一带民房强占，将这里作为军统局乡下办事处，将部分人员迁往这里办公。不久，戴笠亲临现场查看，并决定把歌乐山下白驹的公馆改设看守所，将军统重庆临时看守所由枣子堡迁入，将大门终日封闭，另开一小门进出，原别墅用来贮存物品的地下室被改作为地牢，原防空洞被作为刑讯室，命侯子川为所长。
   
    抗战时期的白公馆看守所，为过渡性的看守所，受戴笠和军统局司法室直接领导。仅设所长一人，另有传令兵、事务员和医官，警卫工作则由特务总队派人负责。所关人员，一般为侦讯期中的临时拘押或短期徒刑，绝大多数都由望龙门看守所汰选后送来，在这里，再经过一段时间的关押、侦讯，一部份军统违纪分子或有变节行为的人，则可以办清手续开释，而对于坚持不屈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或者被判处“无期徒刑”、“长期监禁考核”，或者死刑待决，则多于每年的军统成立纪念日，自白公馆解往贵州息烽监狱。因此，在军统局内部，有望龙门是“小学”，白公馆是“中学”，贵州息烽监狱是“大学”之称。而对于革命者来说，白公馆则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分水岭，要么经不住酷刑的折磨或高官厚禄的利诱，甘当叛徒，从狗洞子里爬出；要么就是从容就义或是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愿把这牢底坐穿。
   
    1943年，“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成立，大批美方人员来华，为了解决这些人的住宿，军统决定将看守所由白公馆迁往附近的渣滓洞，白公馆则作为“中美所”第三招待所。
   
    抗日战争结束后，白公馆又作为军统局特别看守所，囚禁人犯为一些大汉奸、外侨和军统违纪分子，臭名昭著的汉奸周佛海、罗君强、丁默邨在1946年5月至7月曾被囚于此。
   
    1945年8月国共重庆谈判和1946年1月旧政协会议在重庆召开以后，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反对专制独裁的人民民主斗争波澜壮阔，要求取消特务机关，释放政治犯的呼场不断高涨。蒋介石不得不下令撤销一些关押政治犯的集中营，并将军统局改名保密局，隶属国防部。7月，息烽监狱撤销，8月，望龙门看守所撤销，两处人犯转禁渣滓洞，成立保密局重庆看守所，其时，白公馆和渣滓洞同时关人。直到1946年底，渣滓洞关闭，在押人员全部迁回白公馆。
   
    保密局重庆看守所成立后，受保密局直接领导，归保密局第六处（司法处）指挥，保密局重庆站监督。1948年秋，保密局西南特区成立，该所除由保密局直接领导外，并由西南特区监督，实际负责指挥监督该所工作的是保密局西南各地区副区长兼督察室主任周养浩。该所组织有所长、副所长、法官、事务员、看守员、管理人员七八人。警卫工作由交警队负责。所内除由所长兼主任法官外，另由局本部司法处委派驻所法官一人，执行“审讯与管理合一”的职能。
   
    保密局重庆看守所历任所长为丁敏之、郭文翰、周铁生（代）、张鹄、陆景清。副所长有杨丘山、谢旭东（兼），驻所法官周铁生，看守长是著名刽子手杨进兴。其变迁情况如下：
   
    1946年9月，保密局派丁敏之为主任法官兼看守所长；1947年春，派郭文翰接替丁敏之任主任法官兼看守所长，杨丘山为副所长，改行动组为看守组，由杨进兴充任看守长，同时增派驻所法官一人，由保密局派周铁生担任；1947年秋，郭文翰去南京，看守所暂由周铁生、杨丘山共同负责，不久，郭、周调离，由张鹄继任所长；1949年3月，张鹄接替龚国彦出任看守杨虎城将军的特务队长，由陆景清继任所长，直到重庆解放时溃逃。
   
    保密局白公馆看守所关押的人员，主要是原贵州息烽监狱和重庆望龙门看守所撤销后移送来的，都是一些老案子，如1934年在北平被捕的打入“蓝衣社”特务组织的地下党员韩子栋（《红岩》小说中疯老头华子良的人物原型，1947年8月18日成功越狱）；1939年被捕的东北军抗日爱国将领黄显声；1940年被捕的川东特委青委委员许晓轩、共产党员谭沈明、国立六中的学生李仲达、石作圣、冯鸿珊、陈河镇、苏文玉六人，其中苏文玉后来获释；同年在重庆被捕的王振华、黎洁霜，王振华曾参加托派，在狱中长期受到共产党人的影响，思想发生了很大的转变，积极参加狱中的斗争，他和黎洁霜本是恋人，在息烽监狱却被分开关押，虽近在咫尺，犹隔天涯，1947年转押白公馆后，经过二人及难友们的斗争，终于结为夫妻，并在狱中生了两个小孩，一个名叫小华，另一个取名幼华，不幸的是，他们一家四口在1949年11月27日大屠杀中全部遇难；1941年被捕的《西北文化日报》社总编共产党员宋绮云及妻子徐林侠和幼子宋振中（即小萝卜头）；“皖南事变”中被俘的新四军政工干部文泽；1935年在南京被捕的原蒋介石贴身侍卫长何仲甫；军统违纪分子白银山、陈为诚、刘笃一：蒙奸奇丕彰；原特务头子康泽的机要秘书张碧天。另外还有国民党重庆行辕第二看守所即渣滓洞看守所寄押于此的二十多人，他们是沙磁区学运特支书记刘国志、北区工委书记王朴、上川东武装起义失败后被捕的领导人邓兴丰、民革西南地区的负责人黎又霖、周均时、周从化、王白与、李宗煌和因民革武装被破坏而被捕的杜文博、杨其昌、尹子勤、周绍轩等。
   
    在白公馆看守所，还关押有两名外籍政治犯，他们是苏联工兵上尉辛可夫和瑞士籍人米乐斯。辛可夫是1945年秋被捕的，当时，苏联出兵中国东北，派辛可夫到察哈尔张北县附近侦察地形，被傅作义部捕获，囚于第十二战区长官部，不久解送北平行辕。苏联大使馆获悉辛可夫被捕后，曾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国民党一面矢口否认，同时军令部命北平行辕将辛送往重庆关押于白公馆。因不堪虐待，他于1947年越狱，当跑至小龙坎时，被看守长杨进兴带人抓回，改囚于松林坡原戴笠警卫室。在苏联大使馆的再三追问下，1948年10月，由国民党政府外交部派西亚司秘书朱士熊持外交、国防两部会签命令来渝，指示释放辛可夫，由徐远举派总务课长安国华会同朱士熊，用空军飞机将辛可夫送往兰州，交由西北军政长官张治中遣送回国。
   
    米乐斯抗战初期来华，被军统视为“嫌疑分子”而加以逮捕，先是关押在贵州息烽监狱，经过长期侦讯，未获“罪证”，即被提到“教务所”作“工作修养人”，后转到重庆白公馆，不久即获释放，因他会说一口流利的俄语，行辕二处认为可利用他作反苏情报工作，徐远举将他要去试用了半年，但是米乐斯本是一浪人，在这半年时间里，除偶尔去办公室应卯，剩余时间都在外面日嫖夜赌，还假借外国人的身份，在社会上招摇撞骗。徐远举大失所望，于是发给他几个月薪水，外加一张到上海的飞机票，将其打发回国。第  1  2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