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痛惜你们背道而去，极望你们转头归来。”
    “迷津无边，回头是岸；宁静忍耐，毋怨毋尤！”
    “青春一去不复还，细细想想：认明此时与此地，切莫执迷。”并配有“回头是岸”壁画。
   
    抗战时期的渣滓洞看守所（1943——1946年），实为白公馆看守所迁往新址后的异名。它的组织、人事、“人犯”来源同在白公馆时基本一致。所长变迁情况：从1943年至1945年10月，由侯子川任所长；1945年10月至1946年春，丁义质继任所长；1946年春，丁义质调湖北，张少云继任所长。同年7月，贵州息烽监狱、重庆望龙门看守所撤销，很多革命者被枪杀，部分军统违纪分子被开释，其余的则和渣滓洞合并，成立保密局白公馆看守所，年底，所押人员全部迁回白公馆，渣滓洞也一度闲置。
   
    1947年12月，渣滓洞被作为重庆行辕第二看守所又旧店新开。关押的第一批人员是在当年“六一”大逮捕中被捕的20余人。
   
    1946年6月，国民党撕毁停战协议和政协决议，向中原解放区发动进攻。47年2月查封在重庆的《新华日报》，国共和谈彻底破裂，国共内战全面爆发。伴随着内战的不断深入，国民党统治区通货膨胀，米珠薪桂，民不聊生等问题日益显露。广大民众在饥饿和死亡线上挣扎。5月，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在全国兴起。5月4日，上海各学校学生举行反内战、反对物价高涨与官僚资本投机操纵的游行示威，并迅速扩展到北平、青岛等地。5月20日，京沪苏杭地区16所专科以上学校5000余名爱国学生，冲破军警阻拦，在南京举行“抢救教育危机”联合大游行。学生们高呼“反饥饿”、“反内战”的口号向国民参政会请愿。同一天，北平学生举行反饥饿反内战大游行。上海、天津、重庆、福州、桂林、济南、长沙、昆明等地的爱国学生也通过罢课、游行等方式参加斗争。全国各地学生积极响应华北学生倡议，决定在6月2日举行“反内战日”总罢课游行。国民党当局在得知这一消息后，决定抢在“反内战日”总罢课游行之前，即6月1日统一行动，取缔一切爱国民主活动，并出动大批军警宪特，对全国新闻、教育、文化、出版、工商等各界进步人士及学生骨干展开大规模的逮捕，这就是“六一”大逮捕。“六一”大逮捕为全国性统一行动，据事后报纸公布，青岛逮捕152人，郑州捕百余人，成都68人，贵阳、广州各若干人，武汉9人，有3名大学生在这次行动中被枪杀。重庆被捕人数达260多人，居全国之首，被捕人员大多关在罗家湾原军统局本部“漱庐”，少数关在警备部和广播电台。人言“民不畏死，何以死惧之？”国民党的暴力政策，不但未能扑灭群众的斗争之火，相反，更激起了各阶层人民的不满，他们很快汇入到革命洪流中。重大、女师院成立了“六一事件后援会。”6月9日，在地下党支持下，成立了全市“大中学校六一事件后援会”，又由地下党员陶敬之等发起组织“社会各界后援会”，各阶层展开了大规模的营救活动。当时参加这次行动的有重庆行辕、重庆市警察局、重庆警备司令部、保密局重庆站、中统局西南特区等单位。反动当局原以为凭此，可以把地下党组织一网打尽，不料却适得其反，激起的是更大的民怨。迫于各界的压力，不得不开释部分人员。截至7月，绝大多数已获释放，但在“漱庐”仍有20余人被认为是嫌疑重大，问题复杂，既不能轻易放掉，又不便移交地方法院处理，只好暂解石灰市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看守所关押。
   
    眼看漱庐看守所既告结束，各单位工作人员也纷纷撤走，这批决定长期监禁的“要犯”，究竟由谁接手？在捕人的时候，各特务机关以为邀功请赏的时候到了，于是纷纷出动，没想到到头来此事倒成了烫手的山芋，于是几个特务机关相互推诿。扯皮了将近半年，行辕二处处长徐远举从南京高级情报训练班回来，行辕会报终于通过警备司令孙元良的建议，命令徐远举接管。根据当时全国各地集中营都设“感训队”，办“青年训练班”等情况，于是决定：按国防部下达的“俘虏感训办法”，将这批人编为“感训队”，送往渣滓洞监押看管，对外挂“爱国青年感训大队”招牌。指派李磊为队长，徐贵林为管理组长，以蒋介石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为准绳，感召他们成为“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12月15日，仲秋元、唐弘仁、李康、舒年、阳明、龙圣夫、张真民、张怒涛、罗克汀、李文钊、王颖冰、张永昌、周特生、屈楚、杨翱、陈诗伯、蓝又耕、黄三川、易仲康、张现华等20余人，连同早捕的民生机器厂工会理事张国雄、猪鬃工会理事程仿尧、劳协会员汪进仪、傅立志等，全数由石灰市看守所移禁重开的渣滓洞看守所，成为渣滓洞重新开业后接收的首批人员。
   
    第二批人员是1948年4月，四川省特委会将成都、内江在“六一”大逮捕中所抓的孙文石、刘慕宇、刁侠平等13人解来，值此，渣滓洞关押人员近半百。
   
    第三批接收者，为“小民革”案被捕人员约八九人。小民革全称为中国民主革命同盟，主要成员为国民党军政界高层民主派人士，是我党南方局在抗战期间领导成立的统战组织。1947年10月，因为筹组地下武装，事机不密，被特务破坏，我川康军委负责人田一平、胡春浦及正从事武装活动的何雪松、李子伯、萧中鼎等被捕，随后解来渣滓洞。
   
    第四批人员为1946年在湖北房县突围战斗中负伤被俘的龙光章等七名新四军指战员。1946年底蒋军向我解放区发动进攻，龙光章所属团队在湖北大洪山完成了掩护全军转移的任务后，遭到国民党军的包围。经过数天激战，从光化打到鄂西的房县，最后有十一位同志受伤被俘。十一人被从房县押往宜昌，敌人强迫他们走山路，步行到宜昌只剩下九人。后送到四川巫山县寄押，47年四月又转押奉节，经云阳到万县，在路上除脚镣手铐外，每两人还用一根铁链锁住颈项。到万县后又拖死两人。在万县狱中不到两个月，这些手无寸铁的战士，组织了一次震惊敌胆的越狱行动，几名新四军战士组成打监突击队，掩护一百余人安全越狱。龙光章等因担负断后任务，被抓回打成重伤。1948年4月，7人又被轮船送往重庆，船一靠岸，敌人将他们一个个装进麻布口袋，悄悄送往国民党西南长官公署军法处，随后押解到渣滓洞，关进楼下六室。
   
    第五批为1948年4月到6月，军统特务以侦破重庆地下市委机关报《挺进报》为契机，逮捕了中共重庆地下市委书记刘国定、副书记冉益智，二人随即叛变，上下川东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后被捕的一百多人。其中有中共重庆市委委员负责工运的许建业、重庆市委妇委书记胡其芬、中共沙磁区学运特支书记刘国志、中共重庆地下市委机关报《挺进报》代理特支书记陈然、中共重庆北区工委委员王朴、湖北宜昌特支书记负责军运的陶敬之、中共万县县委书记雷震、副书记李青林（女）、下川东地委委员杨虞裳、下川东地委委员唐虚谷、张静芳夫妇、负责重庆和下川东联络工作的女共产党员江竹筠、开县县委委员荣世正等。
   
    第六批为1948年川东地区三次武装起义失利后被捕、被俘的游击队员、武工队员约80人。如上川东第一工委委员陈以文、上川东第八工委委员蒋可然、上川东第四工委委员、第七工委副书记刘石泉、虎南区区委委员李大荣、岳池县妇女特支书记邓惠中和她的儿子邓诚、川东临委书记王璞的妻子左绍英。
   
    第七批为川北遂宁横山区区委书记袁儒杰被捕叛变后，牵连被捕的10余人。
   
    第八批为1949年元旦之后，受刘、冉叛变影响，特务去成都抓来的中共川康特委书记蒲华辅一家四口，以及川康特委委员华健、中共重庆北区工委书记齐亮和妻子马秀英等10余人。
   
    第九批为徐远举利用内线特务，破坏民革川东、川康组织后，于1949年8月在重庆逮捕的民革川东分会领导人黎又霖、周均时等，在成都逮捕的民革川康分会领导人周从化、李宗煌等10余人。
   
    另外还有因其它各种原因被捕的人员数十人。
   
    ……
  

原文发表于2002年第1期《重庆历史与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