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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献 - 追忆 - 我所知道的重大“6·1”社
我所知道的重大“6·1”社
 
追忆 | 时间:2012/1/29 14:54:23 作者:石仲玉 来源:重庆青运史研究资料 点击:1145
“6·1社”的活动
 
    当时重大“6·1社”活动的主要内容:一是发展壮大公开的进步社团。通过公开的进步社团,团结教育广大进步青年,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扩大党的影响,发展积极肯干、政治可靠、觉悟较高的进步分子加入“6·1社”。为了和这些社团取得密切联系,干事之间进行了分工。由凌春波联系的社团有黎明社,由张序九、吴先涛、粟和泽等人具体操作。由李诗雅联系的社团有海风歌咏团、野风文艺社、拾荒社。由我联系的有松光社、柏声社(1948年被国民党查封后,由陈英武、陈晓东、陈慎徽等同志继续坚持,改名笔帚社)和重大新闻社。二是加强对社员的教育,帮助其提高政治素质。通过传阅《挺进报》、《反攻》等秘密刊物,组织学习《大众哲学》、《新民主主义论》、《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书刊,在部分骨干之间传阅七大党章和刘少奇同志关于党章的报告,不断提高社员对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的认识以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觉悟,不定期过组织生活,进行学习、讨论、检查工作或者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三是贯彻上级指示,组织发动群众,开展各种学运活动。开展的活动主要有争取重大自治会领导权,筹办《重大新闻》,开展叶、宋事件反迫害斗争和九龙事件反英运动,反对国民党教育部新颁的“学生自治会规则”,要求全体学生一律享受公费待遇,支持教职工改善生活待遇的要求,组织“五四”纪念活动和考生服务团等工作。
 
(一)争取重大学生自治会的领导权
    根据沙磁特支的布置,我们在凌春波同志的具体安排下,总结了班代会改选失败的教训,力争自治会理事会改选胜利,凌春波、张序九等人负责一宿舍(高年级)一带,姚炳奎和我负责松林坡一带。
 
    首先是通过进步分子的活动和提名,争取各班级提出合乎我们要求的候选人。经过分头进行工作,大多数班级提出了较为理想的候选人。然后进行摸底排队,弄清哪些是三青团控制的候选人,哪些是中间分子,哪些是进步分子。本着依靠进步、团结中间、打击反动的原则,依靠“6·1社”社员和松光社、柏声社等进步社团的积极分子,广泛深入联系和发动广大同学,支持进步分子,并组成统一战线,取得力量上的优势。同时,对于反动的三青团分子到处散名片、拉关系等恶劣作法,开展宣传攻势,彻底揭露其真面目,打击其嚣张气焰。第三,在临选前几天,为使竞选取得绝对性胜利,根据我的建议,取得姚炳奎的同意,由我在松林坡组织了吴厚安、康华楚、李亚麟、粟和泽、税哲夫、向明朗、刘隶常、秦曦初、梁学禹等10位候选人开会,要求大家团结起来,互换选票,争取多数,获取全胜。会后各候选人相互支持,进行了无私的合作。第四,根据当时的形势,绝大多数有正义感的同学,讨厌三青团特务分子及其走卒,内心倾向于支持进步势力,但摸不清候选人的政治面貌。为此,在临选之前,沙磁特支刘国鋕、邓平同志听取了凌春波和李诗雅对重大自治会改选情况的汇报,审查了候选人名单,具体指示在17个理事中,我们只要13个,让4个给三青团。于是我们在投票前夕,印发了候选人名单,分别由“6·1社”员和进步社团的骨干向其可靠的好友和具有正义感的同学散发,使他们在投票时有所遵循,选出他们理想的候选人当理事。许多进步同学,出于对共产党的热爱和对国民党的痛恨,深更半夜,到处奔波,不少同志在晚上12点之后,仍往来于松林坡和宿舍之间,进行串联活动,竭尽全力争取选举的胜利。第二天无记名投票选举结果,我们提出的名单全部当选,在自治会17位理事中,进步力量占9人,倾向于我们的中间分子占4人,因此,我们在自治会理事中占13人,取得了绝对优势。
 
    在理事职务的分工上,根据我们的意图,通过理事会的推选,进行了合理安排。我们掌握了一些主管职位和部门,从具体分工上可以看出,常务理事(自治会主席)吴厚安,副常务理事(自治会副主席)李亚麟、粟和泽。……从此,上级的意图,通过我们的传达,可以在自治会中畅通无阻地得到认真贯彻。自治会也发挥了本身的革命能动性,主动配合当时的形势,根据特支的意图和群众的要求,开展了一些有利于革命的活动。特别是吴厚安同志,在支持各次学生运动和各进步团体的活动中,态度鲜明,大开绿灯,起了极为有利的促进和鼓掌的作用。当然,三青团分子对自治会改选的失败是不甘心的,免不了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正如雷鸣同志回忆柏声社活动的时候所说:“选举结果公布以后,第二天松林坡和柏树林都贴出了巨幅标语:‘吴厚安是共产党’”。另一方面加紧了对进步理事的监视和迫害,以致吴厚安被捕,其他进步理事被迫离校。但自治会在当时所起的进步作用是不可磨灭的。
 
(二)办《重大新闻》
    《重大新闻》是重大地下党领导的,以重庆大学学生自治会名义创办的学运刊物。它从1948年元旦起创刊,共出版了17期,后因中共重庆地下市委被破坏,编辑骨干相继离校,于当年6月被迫停刊。
 
    1947年秋,党的秘密外围组织“6·1社”建立以后,重庆地下党为了推动学生运动更加深入蓬勃地开展,计划以“6·1社”员为骨干,团结重庆大学各进步团体的力量,共同举办一家学生铅印报刊,作为宣传学运的阵地,报道重庆以及全国各地开展学运的情况,反映爱国师生的正义呼声,以团结、教育和激励广大青年学生与国民党的腐朽统治和反动卖国政策作斗争。
 
    在重大学生自治会理事会改选之前,姚炳奎同志即向我们传达了这一意图。他说:“我们想搞个地下铅印刊物,由组织上出经费,你看能否想点办法?”我当时无把握,未敢轻易表态,由于突然提出,思想上无准备,更未提什么方案,只说让我考虑一下。不久,重庆大学学生自治会进行每年一度的改选,进步学生在竞选中以压倒优势取得胜利。进步同学吴厚安、李亚麟、粟和泽、康华楚分别当选为学生自治会的主席、副主席和宣传理事。重大学生自治会的活动实际上已为我们所掌握。根据这一形势,我们决定将这个刊物以重大学生自治会的名义来办。这样,不仅在报刊的出版、发行等方面可以争取到一些较好的条件,而且作为学生自治会办的报刊这样一个合法地位,更有利于作为广大同学的代言人来从事宣传活动,制造革命舆论。于是刊物正式定名为《重大新闻》,由自治会主席吴厚安担任《重大新闻》社社长,宣传理事康华楚担任总编辑。特支书记刘国鋕按照干事分工指派我协助进行筹备工作。此时姚炳奎准备离校,但未成行,在幕后协助出谋划策。
 
    为了贯彻组织的意图,达到我们的目的,又不暴露我们的人员,还能团结更多的群众,经请示刘国鋕同意,准备安排一批有编辑能力的中间分子来从事具体的编辑工作。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借用沙磁书店的楼上,由我通知他们开了一个编辑会议。由吴厚安、康华楚出面主持,研究报刊的内容、版面、刊期、稿件等问题。在研究中,由于观点的分歧,未能取得统一的意见和预期的效果,他们表示不愿参加。为了迅速出刊,才确定由有一定写作和编辑能力的“6·1社”社员亲自出马。在总编辑康华楚的领导下,确定崔均、黄友权、张朝春和我各负责一版的编辑工作,康华楚负责总的编审。由于当时黄友权系柏声社社长,张朝春系松光社社长,我还要处理“6·1社”其它方面的工作,不可能有足够的精力专心致志于《重大新闻》的编辑工作,因此大量的日常工作落在康、崔二人身上。他们竭尽全力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为了及时掌握学校的动态,反映群众的呼声,扩大稿件来源,安排金国永、刘文权为《重大新闻》记者。
 
    为了使《重大新闻》能坚持按期出版,根据我们的力量和稿件的来源,确定《重大新闻》为四开铅印版。原则上每周出版一期,每期共四版。其中一版和二版刊载新闻报道,三版是综合性副刊,四版是文艺版。
 
    为了有力推动重大和全市学生运动的开展,确定第一版为要闻版,以报道重庆和全国各地学运活动为主,也适当选载一些国内外重大新闻事件,并针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政策,发表一些反映群众呼声的评论。如1948年初,上海、北平、南京等地师生先后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对美帝扶植日本军国主义和抗议英帝国主义镇压我九龙人民的斗争,而重庆地区则显得空气比较沉寂。为了推动运动的开展,《重大新闻》连续在第一版显著位置发表新闻、报道各地开展斗争的活动情况。还发表了评论,组织知名教授撰文或发表谈话,刊登自治会发表的声明和抗议等。强烈谴责帝国主义的罪行,讽刺、揭露了国民党政府卖国媚外的丑态,表示我重庆地区的师生爱国决不后人。这些报道对于激发广大同学的爱国热情,推动斗争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对于反内战、反迫害、争生存的斗争,《重大新闻》也紧密结合校内外的一些事件,加以突出的宣传报道。特别是浙大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被暗杀事件,当时各报均无此消息,康华楚同志接到浙大学生会刊物后,立即赶赴当时承印《重大新闻》和《新蜀晚报》排字房,抽出原来的另一条新闻,在一版正中用黑框醒目报道了于子三被特务暗杀事件。呼吁悼念于子三同志,坚持开展反内战、反饥饿、反特、反美的斗争。这期《重大新闻》轰动了山城,《新民报》、《新蜀晚报》立即转载了这一要闻,学生激愤,蒋特惊惶。
    ……
    由于党的领导,重大“6·1社”干事会的重视和关怀,重大学生自治会主席吴厚安和其他进步理事的大力支持,参加报纸工作的全体同志的努力,以及广大师生和社会进步人士的热忱赞助,《重大新闻》共出版了十七期。每期发行量由创刊时的几百份,激增到将近三千份。发行的范围不仅遍及校内各个班级和社团,还传播到重庆各大专院校和中学当中,而且远发到成都、上海、北平、南京、武汉、广州、西安、兰州、昆明、香港等一些大中学校去,成为党推动重庆地区学运的一支重要号角。有人把它称之为公开的《挺进报》。根据地下党的指示,姚炳奎把香港联络点的通讯地址告诉了我,要求我每期按时寄往香港指定的地点和人士。当时香港敌我斗争也十分激烈,通讯地址更换了三次,先是香港,后改为九龙,最后改在澳门。1948年我撤离重大时,将此通讯联络站交给黄友权,后他也被迫离开重大,而终止了和香港的联系。
 
    1948年6月,因重庆地下党遭到破坏,办报同志相继被迫离校,《重大新闻》因而休刊。10月,《重大新闻》被重庆国民党警备司令部公开下令查禁。重庆解放后,《重大新闻》作为重庆地区学运的号角和重庆舆论工具加以展出。
 
(三)   围绕叶、宋事件反迫害斗争
    叶孟君同志在中学读书时期,在老师和进步同学的影响下,思想上就比较进步。1946年考入重大后,正是由于这一点,就与进步同学宋廉嗣、况淑华、曾紫霞等同志在松林坡办起了“夜哨”壁报。壁报上的文章政治倾向鲜明,富有吸引力,大家都喜欢阅读,引起反动分子的忌恨,受到和她同系同年级三青团骨干×××的跟踪监视。1947年10月23日突然失踪后,一直未归。向其在重庆、成都的亲友查询,音信杳无。根据当时各方面情况的分析,很可能被特务秘密逮捕,提出向校方要人。校方不仅不认真进行清查,重大训导长和沙坪坝警察分所所长把矛头直指宋廉嗣,竭尽盘问、讹诈、威胁之能事,迫宋交代叶的去处,企图嫁祸我党、破坏组织。宋当时处境十分危险,经组织决定,11月15日将宋秘密转移,没向任何人透露。一般进步同学以为和叶一样失踪。在不到一个月时间内,重大接连发生两位进步同学失踪事件,引起全校同学的震动。
 
    为了找回失踪的同学,为了保证同学的安全,许多同学奔走相告,发出了“找回叶宋、保障安全”的呼吁。一些同学奋笔疾书,不少同学纷纷签名,在松林坡食堂的篱笆墙上,贴出了一张又一张的大字报,都是仗义直言的揭露,代表群众呼声的合理要求。有的同学说:“太可怕了,我们的安全太无保障了”。有的同学说:“在堂堂的西南最高学府,两位同学被随便悄悄地抓去,我们怎能安心读书?一定要校方找他们(指特务机关)交回来”。全校师生大为震动,反动家伙坐卧难安。一些激动的女同学,指着坏蛋骂,使得有的坏蛋不敢见人。
 
    “6·1社”的同志们根据全校同学要求召开班代会的呼声,从中发动班代表直接向班代会主席提出建议。迫于大势所趋,12月3日召开了全校班代会。在班代会上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双方斗争达到白热化。由于此届班代会不为我们所掌握,班代会主席是三青团分子,所以通过一些有利于我们的决议不那么容易。但整个形势对我们有利,广大同学和相当多的班代表,迫使他们不得不听一听群众的呼声。所以这次班代会上,双方都针锋相对。敌方是沙磁区国民党区分部委员沈××在指挥,我方是刘国鋕坐镇“行字斋”,现场由李诗雅等人积极参与。敌方迫于我们开展斗争的声势大、呼声高,会议最后决定:12月4日为叶、宋失踪休课一天,在校内游行(他们怕走上社会)示威;要求国民党当局迅速侦察,找回叶、宋,切实保障学生安全,并组织了叶、宋失踪调查委员会。为了找回叶、宋,姚炳奎等同志心急如火,每隔两三天去找校方一次,严厉地向重大训导长侯风等人提出质问,要求其督促反动当局迅速找回叶、宋,保证不再发生此类事件。社会舆论对叶、宋失踪相当重视,先后在重庆、成都的报纸上刊出了叶、宋失踪的消息,激发了全市、全川进步同学和正义人士对此事的愤慨。党组织本着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在打击敌人的反动嚣张气焰后,适时结束了这场斗争。
 
(四)   围绕九龙事件开展抗英运动
    1948年1月15日英帝国主义在九龙修飞机场,强迫中国居民拆除住房,镇压我九龙人民,发生九龙流血事件,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怒的反抗。上海、北平、南京等地大中院校的师生,首先高举反英反美的义旗,举行了游行示威抗议。《重大新闻》得知这一消息后,以显著位置发表了新闻和评论,报道了各地开展斗争的情况,刊出了学生自治会的声明和抗议,谴责英帝国主义的罪行和国民党政府屈膝媚外的丑态,表示我全体师生誓作九龙人民抗英后盾。为重大抗英运动的开展,揭开了序幕。柏声社的同志得知这一事实真象后,贴出了学生们签名的措辞强烈的抗议书和声讨英帝的大字报。其他进步社团和有正义感的同学纷纷响应,民主墙上贴出了一张张同学们签名的大字报,抗议英帝国主义镇压我九龙人民的罪行,希望国民党政府出面交涉,保障我九龙居民生存的权利。根据群众要求,1月20日重大召开了班代表大会,一致决定为抗议九龙事件罢课三天,并提出八项要求。1月21日,重大学生成立“重大抗议英帝国主义九龙暴行行动委员会”,积极开展宣传及游行等各项准备工作。重大教授召开会议,抗议九龙事件。1月23日,开展了以重庆大学学生为主体的全市性学生游行示威。“6·1社”员和各进步社团的骨干具体参与了游行的宣传、联络、通讯等工作。以游行大会的名义,对九龙事件发表了宣言,并电慰九龙受害同胞。对这次游行,沙磁特支作了周密的计划和明确的分工,采取了必要的防范捣乱措施。特支书记刘国鋕亲自检查了各个环节的准备工作,游行时一直跟随队伍,紧紧掌握运动的大方向,使游行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五)   开展规模宏大的“五·四”纪念活动
     1948年的“五·四”纪念活动,由自治会出面联络各进步社团共同组织。“6·1社”社员在这次纪念活动中,发挥了应有的先锋、带头作用。这次纪念活动规模空前,内容丰富,旗帜鲜明,形式多样。《重大新闻》为此编发特刊,以大量的篇幅,刊载了新闻、通讯、特写图片、史料等,有声有色地进行宣传。康华楚同志专为此写了一篇《宣言》,还写了一首朗朗上口的鼓动诗《我要让胸脯如同窗户敞开》,主题思想是以大无畏的精神,迎接解放的到来。
    ……
第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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