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鋕的五哥国錤，依靠着刘航琛的照顾，从一九三八年到重庆川盐银行，先后任川盐银行稽核室副主任，川康银行、沱江实业公司重庆办事处主任等职，一九四三年又同四川省建设厅厅长何北衡的大女儿结婚，已经有不少的钱财。他因自己读书不多，一心要将两个弟弟培养深造，早为其弟储蓄了一笔教育费，要他们大学毕业后留学外国深造。抗战胜利后，他就要两个弟弟参加自费留美考试，给每人一万元美金。国鋕还在云南时，曾将他五哥的这一意图告诉过朋友，并向组织作过反映。他向友人表示不愿出国，因为祖国灾难深重，出国是逃避现实，并说“我的工作不应由我安排，一切由组织决定”。袁成源同志回忆国鋕时说：“以大学为阶梯往上爬的知识分子不乏其人，国鋕有条件出国，可他拒绝出国。他选择了一条危险、艰难的道路，他把自己同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是十分可贵的。瞿秋白同志说鲁迅一生是封建阶级的叛逆、宗法社会的贰臣，我认为这个评价对国鋕是适用的。”当国鋕到重庆后，家里人要他去参加留美考试，可他却找了个“理由”，“临阵脱逃”了。
国鋕到重庆后想什么呢？当时云南、四川有不少人纷纷奔赴解放区。国鋕曾因失掉到延安去的机会后悔已极，在度过抗战时期的艰难而漫长的岁月以后，他十分渴望到延安去。他认为在那里可以扬眉吐气地生活，可以学习更多的革命本领，可以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真正干一番革命事业。没有在国民党统治区作过地下工作的人，难以理解长期生活在白色恐怖下的革命者对延安、对解放区的无限向往和炽热感情，在他们心中，延安、解放区是光明的象征、苦难中的希望。许多要求进步的、革命的人们，为了奔赴解放区，不惜离乡背井，不怕艰难险阻，冒着生命危险，一次又一次地启程、被阻挡、再启程。国鋕怀着急迫的心情，正式向组织申请，要求到解放区，并作好了一切准备。他送走了从陆良到解放区去途经重庆的熊复来同志，还相约在解放区相会。他送走了一个又一个同志，自己耐心地等待组织的决定，盼望早些动身。但是，他的愿望未能实现。当时，党组织号召在国统区的革命青年坚持在国统区战斗。组织分析了国鋕具有在国统区进行工作的各种有利条件，决定把他留下来。国鋕为了党的利益、人民的需要，克制了自己渴求到解放区去的炽热感情，放弃了自己的请求，愉快地服从组织决定，留在重庆。从此，他开始了在山城的战斗生活。
国鋕为了寻找公开职业作掩护，通过社会关系，到了白象街四川省银行经济研究所资料室工作。没有多久，他又到了《商务日报》作记者。我就是在他作《商务日报》记者时认识他的。他没有到这家报馆去以前，报馆中已有地下党员、进步人士在那里开展工作，他去了以后，报纸的倾向性已逐渐明显，是一家同《新华日报》友好的进步报纸。不知是否由于报馆的有些记者太红不便掩护，他在《商务日报》没有呆多久又回到省银行经济研究所了。他在经济研究所资料室工作，没有死硬任务，可以不固定上、下班时间，能比较灵活、机动掌握，便于他的活动。由于他读过经济系，他不用花费很大的精力就能完成他的工作任务。因此，他一直在这里呆了下去。
他刚到重庆时，仍在南方局刘光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不久交由南方局周知同志领导。周知同志当时领导了“陪部青年联谊会”“青年民主社”这两个团体，将国鋕也安排在其中活动。周知同志将吴显钺、汤逊安、刘国鋕三人组成了一个秘密领导小组，领导“陪都青年联谊会”的活动。国鋕同时又是“青年民主社”的领导成员。为了加强民主党派的工作，组织还让吴显钺同国鋕都参加了“民主同盟”，吴显钺同志以后担任了民盟机关报《民主报》印刷厂负责人。这一段时间，他们主要进行的活动是：旧政协时，为揭露蒋介石假和谈阴谋，开展了反内战活动，成立重庆反内战团体，呼吁严惩较场口血案凶手；李公朴、闻一多先生被害之后，发起筹备追悼大会，成立李、闻血案后援会；为驱逐美军滚出中国，曾致电安理会、世界青年、全国青年，声援爱国学生的抗议美军暴行等。在这些活动中，除公开的集会、呼吁外，还有秘密的联系。当时党领导斗争的方式十分灵活多样，有的是同《新华日报》的联系，有的是南方局领导的工作关系、党的关系，有的是同地方党领导的组织关系，有的是通过单线由个人在各团体中发挥作用。总之，这些活动都是在党领导下为着人民的解放事业开展的，国鋕在其中积极地进行了工作。
一九四六年七月，国鋕陷入了极度的悲痛、疲劳之中。七月十一日李公朴先生被反动派暗杀，七月十五日闻一多先生又被杀害，七月十六日领导过国鋕四年之久的刘光同志病逝于上海，接着传来陆良县县长、七十二岁高龄的熊从周老先生七月十四日在陆良被人阴谋毒死。反动派慑于熊老先生的声望，无一亲人在场时即入棺闭殓，以掩盖反动派在云南铲除民主力量的有计划的暗杀行为。几天之中，一连串的杀害、死亡的事实，使国鋕的心像在油锅里煎熬，他悲痛、愤慨几乎达到无法自恃的地步。他怀念刘光同志在抗日战争的艰难岁月里给予他的教育、帮助和支持；他后悔没有先将熊老先生设法送到解放区就离开了陆良，他仇恨反动派一点虚伪的民主都不要，那么放肆地杀害进步人士。他同西南联大在重庆的同学们一起，以“西南联大留渝校友会”的名义，奔走呼吁，抗议国民党的法西斯暴行；他同“陪都青年联谊会”的同志们一起，与重庆五十个团体组成了“李闻血案后援会”，开展了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争取和平民主，援助闻先生家属等活动。“西南联大留渝校友会”于一九四六年八月十二日专门举行了闻一多先生的追悼会。为了有利开展活动，还设立了西南联大在重庆的临时招待所。国鋕在自己家里——上清寺“待帆庐”，为闻先生家属举行记者招待会，并为闻先生家属募捐。
为悼念闻一多先生，国鋕连续熬夜写了悼念文章。他在西南联大亲自听过闻一多先生的演讲，认真地研究过闻一多先生走过的道路。他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了闻一多先生所处的客观环境与主观努力的辩证关系，他指出：“环境决定着人们的意识，然而环境决不是一切”。当“闻先生把全部精神和情感都放在书堆里，自我禁锢在书房里，生活脱离了现实”的时候，他的“言行也就昧于现实”；而当闻先生摸索到“脱离了人民，诗人会变成死水”的真理和“终于参加了政治活动以后，在同样的抗战时期的环境里，闻先生却高于当时的教授们而成为‘坚强的民主战士’”。他认为闻先生的主观努力中最可贵的在于勇敢地“扬弃了自己的过去”，能够进行自我批评、改造自己，像闻先生自己所说“过去我们看不起鲁迅，骂他，说他海派，而自鸣清高，现在我们才知道，鲁迅是对的，我们错了！”“我们过去那种美国式的教育，完全错误，因为它教我们脱离人民”，“我们要恨自己，恨自己出身的剥削别人的阶级”，这些话体现了闻先生勇于自我批评和改造自己阶级立场的可贵精神。国鋕强调了紧密地联系劳动人民，艺术服务于政治、服务于劳动人民的重要性。指出闻一多先生思想上的转变还表现在他以是否反映了人民的声音、有多少人民的血液为标志来评价古代诗词的优劣。他赞扬了闻一多先生说的诗歌是“人民劳动的产物”，“只有和劳动人民结合”才“有生命力”，应当“把诗歌还给劳动人民”！他引用闻一多先生劝告从事艺术工作而走错方向的人时所说的“企图脱离政治和人民是错误的，你们走的路我走过几十年”可是“这条路不通”，勉励广大知识分子同人民结合。他为闻一多先生的被杀害而痛心疾首，他写道闻一多先生“学贯中西”，治学“客观而虚心”，“造诣已经超越前人”，“又懂得服务于政治、服务于劳动人民”，这样“成熟了的学者”，“中国学术界如何地需要这样的通人”，“新民主义的文化革命正需要闻先生”，但闻先生竟被法西斯卑劣地暗杀了，他痛心地呼喊“中国怎么损失得起”？“这是全人类惨重的无可估计的损失，这是万古不灭，不共戴天的血海深仇”。他把闻一多先生当作知识分子的典范，深情地呼吁“全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呵！闻先生的道路应当就是我们的道路。联合起来，沿着闻先生的道路前进！”国鋕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才二十五岁。他用刘钢的笔名，以《略论闻一多先生》为题，在一九四六年八月二十日《新华日报》上发表的。为了纪念闻一多先生诞辰八十周年，三联书店于一九七九年出版了《闻一多先生纪念文集》一书，将这篇文章收进文集，标明了作者刘国鋕。他这篇悼念文章虽然已发表三十五年，但至今仍然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国鋕希望于中国知识分子，要求中国知识分子去做的，他自己首先身体力行去执行。在党的领导下，他刻苦地、反复地学习了党的指示，懂得了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既要善于隐蔽，积蓄革命力量，不能急于求成或追求表面上的轰轰烈烈，过早暴露自己，使党的事业遭受损失；又要充分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条件，密切联系群众，团结、教育群众，发展进步力量，勇敢、机智地努力工作，打开局面，才能使党的事业有所发展，把隐蔽看作消极等待，不努力工作，丧失可以使革命力量发展的时机，同样是党的事业的损失。国鋕利用了他的家庭、职业、社会关系等各方面的条件，辛勤地工作，把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日益巧妙地结合起来。 第 1 2 3 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