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鋕对他居住的地方使用得十分出色，一个是白象街，一个是上清寺。四川省银行经济研究所在白象街，一进门右侧，是各界人士经常召开会议的“西南实业大厦”的会议厅，因为经常开会，所以各界人士进出频繁，不容易被人注意。会议厅旁边有本来是供休息或他用的房间，国鋕就利用会议厅及旁边的房间，安排过不少同志的聚会、临时住宿。从重庆到川东农村去的同志就有在这里住宿的，我就是在这里认识吴子见同志的。从会议厅旁的路向里走、拐过弯后，有一块院坝，走完院堤尽头的左边角落上有两间相通的小屋，小屋窗外是空阔的，在窗外很高的下边才有房子；省银行经济研究所资料室的门与小屋的门形成直角，进门后下台阶有一段不太亮的路，右拐弯后才到资料室，整个资科室低于外边的院坝。国鋕将资料室门旁的两间简陋的小屋作了卧室，里屋摆了一张床、一张小桌子，外屋摆了两把矮的藤沙发，一个藤茶几，对着窗户，门边有一张小书桌。经济研究所大门进出的人虽多，但进入里院到资料室来的人却极少，国鋕的卧室四周几乎完全与外隔绝。他临时有较多的材料时，就放进了资料室浩如烟海的资料中，任何人一时也难以发现。他的这个卧室一般也很少人清楚，他多数是在外边会议厅旁的房间同他们接触，这卧室成了他同上级会晤的地方。彭咏梧、江竹筠同志到这里来过，我就是在这里，由刘国鋕介绍、冉益智监誓在此宣誓入党的，江竹筠同志正是由于将国鋕的关系、和这间卧室的情况向我讲述后，所以才在一入狱就同我建立了不同一般同志的秘密关系的。国鋕在白象街工作两年多，利用这个地方进行过不少党的工作，但从未受人注意，谁也没有怀疑过他是共产党员，很多人以为他不过是公子哥儿出身的一个高级职员而已。国鋕虽然在经济研究所资料室上班，又有卧室，但他却并不常住白象街而是住在上清寺四川省建设厅厅长何北衡公馆。国鋕所以会住进何北衡公馆，经过是这样的：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的官员要人们陆续地离开了重庆，有的到江、浙一带，有的则到了香港。刘航琛正准备经营海运事业，派国鋕五哥国錤到香港出任川盐银行香港分行经理，国錤夫妇于一九四六年到了香港，“待帆庐”本来就是刘航琛的房子，国錤一家一走、后母等又返回泸州，刘家在重庆就没有再安置家了。而何北衡公务繁多、经常外出，他的其他子女年龄幼小，何公馆内经常只有何太太、几个小孩及仆人，偌大个公馆缺少成年男子。为了有人照看，何北衡就请大女婿的六弟国铮、七弟国鋕到何公馆来同住。当国鋕弟兄受邀请时，国铮感到在亲戚家住宿终有不便，而国鋕却欣然允诺。他认为住在何公馆十分有利，一则何公馆内人员单纯；二则何公馆地理位置有些特殊，进入何公馆必须经求精中学大门、穿过学校的操场，然后出求精中学一侧围墙，再走一条与外界不通的二百多米左右僻静的、只能通行小汽车的路，才到何公馆的大门。何公馆本身左侧临嘉陵江、右边是一陡坡，四周僻静。学校进出人多，不易被人盯梢，而通何公馆的小路是死路，闲杂人又不能进出。更为重要的是特务们不会监视厅长的家，不容易怀疑公馆内藏有共产党。国鋕住在何公馆目的十分明确，他可以得到很好的掩护，有利工作。但他既有这有利条件，也尽可能利用它。一次，他看到书桌上摆着何北衡厅长的绝密文件，其中有国民党部队在四川驻地等情况，他认为这是有用的材料，就悄悄摘抄下来，派侄子刘以治送到南方局周知同志手中。他极少在这里安排约会，避免暴露。但有一次从农村来了人，还有领导同志，国鋕在吃饭时多要了几个菜，大概他们吃饭时谈得太起劲，忘记了身居何地，边谈边吃竟把桌上的菜吃光了。凑巧此时国鋕七妹从旁经过、偷看了一下吃饭的几个人，她一看后伸着舌头、拔腿就跑进后屋里，咯咯地边笑边比划着说：“哎呀！你们快去看七哥，招待的啥子穷朋友呵！好song(四川话馋的意思)啊！把一桌子菜都吃光了”。国鋕的三姐国凤开始并没有在意，可突然想起七弟平时的言语、行动，似乎有所悟，不免担心起七弟出事，就向七妹说：“吼什么？让何家的听到，笑我们刘家的亲戚朋友寒酸，有什么意思”。事后很久，国鋕知道了三姐和七妹的反映，深感自己的疏忽，愈加谨慎起来。他在何公馆住了近两年光景，只见他忙忙碌碌、经常深夜方归，何家主人和仆人只以为他在外赌博，谁也不知道、也绝没有想到他居然会是共产党员。

 

    国鋕刚到重庆时，曾企图利用他的社会关系和所学专长，在经济界多做工作。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日，重庆发生了反苏反共游行，国民党利用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进行欺骗宣传，诱骗和迫使一批年青的学生上街进城，进行了反苏游行示威。他眼看一些受蒙蔽的青年学生跟随国民党、三青团的特务砸烂了《新华日报》营业部，打了《民主报》的牌子，心中痛楚万分。他深感必须深入到知识分子、青年学生中去，向他们作长期、细致的工作，提高他们的觉悟，揭穿国民党的欺骗，一定要把他们团结在党的周围，引导在党的旗帜下前进！于是，他通过各种渠道，利用各种关系，广泛地联系知识分子、青年学生。他同“陪都青年联谊会”、“青年民主社”、“民主同盟”等团体及文德女中、明诚中学、民建中学、适存高商、省教院、重庆大学等学校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都有联系。他的侄辈对他广泛联系群众有过很多帮助，他也培养、教育了侄辈。他侄子刘以治先在文德女中、后在民建中学教书，侄女刘以德在乡建学院读书，刘以汶在社会大学、刘以洪在重庆大学读书，表侄女屈义峤夫妇在适存高商工作。他通过他们联系、了解了所在单位的职工、学生，而且使他们成为他的“联络”、“交通”，他们替他传递信件、送材料并掩护、支援他的工作。侄辈们从他那里，受过许多教育，他十分关心他们的成长，启发教育、具体帮助他们，他们都先后入团、入党，走上革命道路，当说到他们的进步过程时，都有一句共同的话：“七叔把我引上了革命的道路”。

 

    国鋕同知识分子、青年学生能密切联系、和他们交朋友，自然与他的工作方法、作风等都分不开，但根本的是他对人热情、诚挚，乐于助人，以自己的行动来感染人。一个文德女中的学生回忆国鋕时写道：“他用那近乎赤子似的坦率真诚的态度来感动你。他和我们一起谈学问、议论文学作品，看苏联小说《保卫察里律》、《毁灭》等，他用那些书中感人的事迹诱导我们，点燃我们十几岁孩子心灵中的火炬。”民盟的赵一明同志说：“他同人一起，不是以领导者的面目出现，不高喊政治口号、不空谈，而是十分热情，关心人、鼓励人，用实际行动感染人。”许多同志都说：“他那热情、舍死忘生的劲头使人感动”，“他总是把倾向进步的知识分子、爱国人士、文艺工作者尽力团结在党的周围，使我们前进”。他关心、帮助人是多方面的。他给青年学生讲历史、青年运动史，向爱好文艺的青年介绍进步作品，还帮忙借书。同知识分子、青年学生一起，都说他三两句话就会扯到形势，无论聊天还是布置工作他都爱讲形势，讲起形势来他是有理论、有实际，有生动的材料，还有使人不感枯燥而有说服力的数字。而且他讲形势，往往针对当时在国统区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中存在的带倾向性的片面或错误的认识，因而许多同志说就是同国鋕聊天也增长知识、加强信心，感到他身上有一种力量。国鋕把帮助青年学生们解决困难问题，当成应尽的职责，总是千方百计地给予帮助。有几个学生要聚会，刻印材料要找个地方，他就设法将他们安排到神仙洞街川康兴业公司的幼儿园（现在的重庆市图书馆内）。有几个学生因参加抗暴运动而被学校开除了，他考虑他们年岁太轻，应该再学习，就主动给他们请教师为其补课，使他们又另外考入新的学校。社会大学的几个学生因罗克汀教授讲课口音难懂、讲的哲学太深奥，学习兴趣颇受影响，他就应约在星期日为他们补课。对经济上有困难的同志他总是尽力帮助。有一次，他知道一个女学生交不起伙食费了，可又不便代她交伙食费，他就以有了未婚妻的名义请这位女学生吃饭，然后拿出够交一个月伙食费的钱给她，并说：“这钱请你代我买喜糖请你们吃！”女学生明白了是要她去交伙食费，感动万分，也为他的作法之巧妙而佩服。她后来不止一次地向别人说是刘国鋕那样的共产党人教育和革命者的风范感染了她，她才决心投身革命的。

 

　　国鋕联系时间较久的是适存高商和民建中学。他在这两个学校进行过公开的演讲、节日作过专题报告，曾在适存高商任校长的肖崇树老人回忆国鋕的讲演说是生动活泼、通俗易懂、引人入胜，老人至今还可说出其中的有趣的话语。他曾为这两所学校筹集经费，与学校的同志们商讨如何提高教学质量、如何团结师生等问题。他同学校的校长、教务主任、教师都有来往，对学校情况十分熟悉。他在这里，组织秘密印刷过《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秘密文件，秘密传阅《挺进报》，发展过“六一社”社员、共产党员，安插过外来的同志，输送过干部到农村和外地去，如方仲伯同志（现云南省民盟负责人）曾在民建中学作教务主任，罗广斌同志（已故）是从民建中学到农村去的，洪宝书同志（现四川省文办）是在适存高商时入党的。这两所学校实际上成了两个地下据点。但国鋕在这里的活动是采用公开、半公开和秘密的方式交替进行的。中等学校的不少学运活动，都是由这两所学校发起或联络，可出面的却不一定都是共产党员，也没有人清楚究竟谁是党员。就是在同一学校的两个彼此熟识又都是国鋕领导的党员，彼此也不知道对方的政治身份。国鋕在这里开展工作时，坚持了秘密工作的原则，把自己、党员、组织秘密地置于群众的掩护之中，并积极发挥了作用。他在这里长时间工作，却没有群众知道他是共产党员。

 

    在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新华日报》、中共四川省委被迫撤回延安后，曾是沸腾的、群英荟集的山城，一度变得沉寂，许多进步人士被迫纷纷离开了重庆。紧接着延安失守的消息传来，给不少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带来了惶惑、焦虑和苦闷，他们还不懂得党的歼灭敌人以有生力量为主，不以保守和夺取城市或地方为主要目标的军事原则。国民党开展的反动宣传，一时喧嚣尘上、不可一世，加重了山城低沉的政治气氛。此时，人民期望了解事情的真象，革命者心急火燎地等待着党的召唤，向往那火热的战斗，盼望黎明的到来。我们党具有丰富的斗争经验，一九四六年四月，周恩来同志在公开宣布中共四川省委成立的同时，就已经布置了重庆地下市委的领导班子，作了敌人破坏公开省委的准备。一九四七年六月，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省委早已作了应变准备。因此，山城的沉闷局面并没有持续多久，党组织和党员陆续地有了联系，党员同群众也通过各种方式联系起来了，地下市委迅速地领导着人民、展开了山城的斗争。地下市委的机关报《挺进报》出版了，它使山城人民又听到了党的声音。国鋕在彭咏梧同志领导下，为《挺进报》筹集经费、提供稿件，通过成善谋、汤逊安同志转运来一部电台，还设法资助有困难的报纸工作人员。同时，国鋕还担负了《挺进报》部分发行工作，给有联系的进步组织如重庆大学、民建中学，还给民盟和他信赖的友人，民盟的胡克林、冯克熙、赵一明，经济研究所的刘秋篁等同志都从他那里得到过《挺进报》。在地下市委的领导下，山城的群众运动又渐渐活跃起来，“反饥饿、反内战”的口号响彻山城，各校的进步学生出校宣传、组织起来，学校之间又联系起来，反蒋斗争迅猛发展，比抗暴运动时更加深入了。当时，全国几十个大中城市罢课、示威，此伏彼起、持续不断。一九四七年五月十八日国民党反动政府颁布了《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禁止罢工、罢课、游行示威，企图压制人民的反抗，并用武力镇压了南京、天津学生为抗议国民党的反动法令举行的示威游行。这两地学生受伤、被捕的消息一传出，重庆、上海、北平、沈阳、杭州等城市的学生纷纷罢课声援。五月三十一日，国鋕在重庆大学与同志们商讨了组织更大规模的游行示威问题，当天因时间太晚没有回城，他就住在侄子刘以洪宿舍里。这晚上，当他们正在酣睡之中，特务们在重庆大学高年级学生宿舍里，抓走了一批学生，其中有抗暴运动中的骨干和积极分子。特务再到重庆大学旁边的中央工校去抓人时，天已快亮，中央工校师生与特务、军警发生了冲突。此时，重庆大学的学生已发现本校有同学被捕，闻讯赶至中央工校，围住特务，高呼：“不许抓人！”“特务滚出学校去！”特务开枪射击，当场有学生受伤。国鋕知道后，立即派人迅速查清重庆大学被捕人数、姓名，并赶回城内向组织报告。他回城后才知道，六月一日是全市性的大逮捕，重点是新闻界和学校。以后，各地消息传来，这次逮捕不仅发生在重庆，而是一次全国性的大逮捕。

 

    党组织指示，必须揭露国民党“六·一”大逮捕的暴行，必须用一切有效办法营救被捕同志。国鋕忧心如焚，终日奔跑于沙磁区、市中区之间，在学生、记者中开展工作。重庆大学首先成立了“六·一事件后援会”，接着女师学院、适存高商、民建中学等学校联合成立了“重庆市大中学校六·一事件后援会”指挥部就设在重大。重庆市各界代表、各校师生纷纷到行辕请愿，要求释放被捕的记者和学生。由于强大的社会舆论，迫使国民党释放了大部分被捕的记者和学生，少数的民主人士、记者和重庆大学的一个学生被关到渣滓洞去了。

 

    六月一日的大逮捕后，又迫使一些进步人士、学生离开了重庆，但重庆的民主运动再也没有沉寂而是继续发展了。为了加强对学生运动的领导，市委决定把进步的青年学生组织起来，成立党的外围组织“六·一社”。在彭咏梧同志领导下，国鋕参加了建立和领导全市“六·一社”的工作。这个秘密组织，吸收了运动中的骨干和积极分子，成了党的有力的助手。以后，在“六·一社”的基础上建立了“新民主主义青年社”。不久，市委又决定成立沙磁区特支，由国鋕担任特支书记，张文江、邓平二同志为委员。这时，国鋕的工作任务是十分繁重的。表面上，他仍在白象街经济研究所工作，虽然可以不固定在那里坐够八个小时，但总要去画个卯、打个照面。他在民盟中必须在已有基础上继续工作，尤其是民盟被宣布为“非法”后，他同方仲伯同志一起担负起帮助民盟转入地下，重建民盟重庆市地下工作委员会的工作。同时，他还继续协助彭咏梧同志负责全市“六·一社”的工作。而这些工作还不是主要的，他的主要工作已转到沙磁区。沙磁区特支所属范围，包括磁器口、沙坪坝、新桥、化龙桥一带。在地下斗争中，他直接同党员单线联系，情况全凭脑子记，绝大多数情况全靠自己跑路，他成天奔走于白象街、上清寺、沙磁区之间，不得空闲。在特支，其他两位委员有分工负责的任务，但不掌握全面情况，如邓平同志负责重庆大学的工作，就只知道重大的党员而不知沙磁区其他单位的党员、也不同其他单位的同志联系。这样进行工作是地下斗争秘密工作的需要和原则，可这就大大地增加了国鋕的工作量。他根据掌握的全面情况，要制订发展“六、一社”和党组织的计划，向上汇报、分头向下传达，参加编写党员基本教育的教材等。为了减轻市委的负担，沙磁区特支决定活动经费自筹解决，特支每月要用壹、两千元（折合现在人民币计算），全是国鋕一人去筹集的。同时，国鋕还为其他两个委员操心，为他俩准备好外出更换的服装等。此外，他还替进步的“新中国剧社”募集过捐款；资助过彭咏梧、江竹筠、吴子见三人离渝前往川东和供应他们在乡下的医药等经费。至于对个别经济上有困难的同志，他是经常不断地给予支援。谁能知道他在为党筹集经费中化费过多少心血？不知情的人也许以为他反正有钱！他五哥国錤确也给过他不少的钱，但他还通过各种社会关系募集过一些钱，加上他自己还有薪金。但他手中的钱毕竟是有限的，他要把每一元钱用到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因而他自己非常注意节俭，有时达到惊人的程度。他到重庆后，穿着两套他五哥穿过的、有七、八成新的西服，自己再没有添制过衣服。重庆的天气已相当热了，他还穿着破袜子，捅在那双美式皮靴里。他在外奔跑，有时只揣几块饼干在身上，还不止饿过一餐饭。一次，他没有吃饭时还说：“一顿把不吃没关系。现在有些同志很困难，硬是要饿饭了。我这顿没有吃，回去可以美餐一顿，比许多同志强多了。节省一个钱有一个钱的用处。有时多一元钱可以让一个同志度过一次危险。”他为自己想得很少，而对同志却考虑得十分仔细、周到。如方仲伯同志一九四六年从昆明到重庆，在民建中学作过一段时间教务主任，党组织曾指示他到其家乡万县一带去搞武装斗争，但因他多年不返家乡，去后不久就被敌人发现而受到监视，只得返回重庆并决定同刘宝煊同志（已故）到香港。国鋕担心方、刘二人到香港遇到困难，给他二人写了介绍信去找五哥国錤。方、刘二人到香港后见到了刘国錤，受到盛筵款待，并顺利地找到了组织。并在香港参加了民盟三中全会。第  1  2  3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