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的学生运动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就近而言，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广大学生站在斗争的前列，大批骨干成长起来，成为恢复重建重庆地区党组织的一个重要基础。

 

    1938年底，武汉失陷后，国民党中央政府迁来重庆，转而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日益走向反动。与此同时，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建立，加强和改善了党在国统区工作的领导，对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重庆成为当时国内政治斗争的主战场。

   

    南方局正确执行党中央的路线，领导了南方国统区的斗争。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统区的地下党组织进一步严格实行隐蔽方针，重庆市内许多条战线的工作便在有合法身份掩护的南方局的直接领导下进行。这对当时和以后的重庆学运有着深远的影响。

 

    在政治方向方面，南方局根据中央指示精神，结合国统区各个不同时期的实际情况，为重庆学运指引了正确的斗争方向。1941年后，在实行隐蔽方针期间，南方局向各级党组织和保存在学校的学运骨干提出了“三勤”（勤学、勤业、勤交友，以后增加勤调查研究）的任务，通过“三勤”来积蓄力量，以待时机。1944年冬，国民党军队在湘桂前线大溃退，“大后方”危急。南方局发动一批党员和学生骨干“上山下乡”，建立据点，开辟农村工作，准备日寇一旦侵川时，就地发动游击战争。以后日寇撤退，游击没打成，但由此发展了农村工作，并为以后解放战争时期开展武装斗争奠定了最初的基础。1945年初，根据当时形势的变化，南方局决定从隐蔽待机转为发起斗争，并直接发动和领导了由“胡世合事件”而引起的反对特务暴行的运动。1946年初，配合旧政协的召开，又领导了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的群众运动，推动了国统区民主运动的广泛开展。南方局这一系列决策和直接领导的斗争，均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并从中积累了经验，锻炼了干部。

 

    在思想教育方面，南方局一面通过地下工作渠道传递党的文件和地下读物，组织学生运动骨干学习，一面着重运用《新华日报》这一公开的阵地来团结教育广大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新华日报》是黑暗的蒋管区里的一盏引路明灯，是当时进步学生最主要的精神食粮，她在漫长的岁月里，培育了一代又一代，一批又一批的革命者，发挥了巨大的历史作用。

 

    在组织建设方面，自实行隐蔽方针以后，重庆地下党的领导机构缩小，组织停止发展，党员数量减少，大多数学校的党员基本撤离，学生运动一度比较沉寂。针对这种情况，南方局领导建立并逐步发展了重庆学生运动的地下核心组织，以积蓄革命力量。

 

    1942年初，南方局青年组开始在几个主要大专院校（如中大、复旦等）建立了“据点”。所谓“据点”是在党的领导下，没有统一名称，没有固定形式的党的地下外围青年(学生)核心组织。以某个单位为基地，由几个核心分子联系一批骨干，周围再团结一群进步群众，在隐蔽的前提下，通过公开的学生群众团体开展一些合法或非法的斗争。这就是最初的“据点”的一般模式。以后“据点”逐步发展，组织更加严密。到抗战胜利时，已在一批大中学校和部份企事业单位建立起“据点”，直接和间接联系的积极分子（包括外地）近千人。

 

    1945年8月，经南方局批准，在中央大学、复旦大学等少数大学“据点”的基础上，建立了“新民主主义青年社”，发展社员一百余人。抗战胜利后，由于这几个大学“复员”外地，同时大部社员已发展入党，这一代新青社在重庆没有继续下来，而在宁沪杭一带得到发展。解放战争时期，重庆的党组织又恢复发展起来。同时地下党领导的外围学运核心组织也有很大发展。其组织形式和名称，先后几度虽有较大变化，但大体都是从最初南方局建立的“据点”这一根脉上发展衍变而来的。

 

    综上所述，可以说明，抗战中期以后，南方局对重庆学运的直接领导，为解放战争时期学运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45年“八·一五”’，日本无条件投降，经过八年艰苦抗战的中国人民终于取得了胜利，各阶层人民一致强烈期望我们的国家从此走上和平、民主、富强的道路，而实现国内和平成了当务之急，广大青年学生对此尤为敏感。中共中央代表人民的意志，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同志到重庆与国民党谈判，迫使国民党签订了《双十协定》。接着，1946年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旧政协）开幕，国共双方下令停战，蒋介石被迫作出四项诺言：保证人民自由；承认各政党合法地位；实行普选；释放政治犯。1月31日，政协闭幕。这次会议通过了施政纲领，改组政府，整编军队，宪法修改原则和国民大会问题等五项决议。我党领导的民主力量在谈判斗争中取得了重大胜利。但是，国民党反动派坚持独裁统治，处心积虑地发动内战，掠夺胜利果实。它对谈判敷衍搪塞，刚签订的协定，墨迹未干，即予撕毁；它一再发出“禁令”，禁止我军对日伪受降，并向我解放区发起进攻和实行封锁；它对大后方的民主运动大施镇压，首先向当时最活跃的昆明学运开刀，制造了“一二·一”惨案。面对这种情况，各阶层群众纷纷起来要求和平，反对内战；要求民主，反对独裁。在中共代表团和南方局的领导和推动下，在政协会议前后，重庆掀起了空前高涨的民主运动。而重庆的学生运动则是整个民主运动中一支强有力的生力军。

 

    这一阶段的学运，是在南方局青年组领导下进行的。这时地下党的组织在绝大多数学校尚未恢复建立，除个别学校有党的支部外，只有少数党员单线联系，进行活动。因此主要是依靠各校的新青社和地下“据点”发挥核心和骨于作用。这一次运动的大体发展轮廓和主要特点是：

 

    一、广大学生发动起来了，关心国家大事，积极投入反对内战，反对独裁的斗争。在这以前，重庆的进步学运连绵不断，但在抗日战争中期以后的较长时间里，大部只是部分学校，少数进步分子参加的隐蔽的学习、宣传性质的活动，和一些分散零星的生活性质的斗争，大规模学生运动处于沉寂状态。抗日战争的胜利，激发了广大学生的政治积极性。《双十协定》的签订，政协会议的召开，使他们受到鼓舞，满怀希望；而国民党反动派的种种倒行逆施，特别是昆明“一二·一”大屠杀，又使他们心存忧虑、极为愤懑。在各“据点”和新青社组织的推动下，许多学校的学生纷纷行动起来，举行座谈讨论，请进步人士讲演，探讨国家大事；设置“民主墙”，出版各种壁报，提出国是主张：声援昆明学运、抗议国民党反动派的暴行；相继建立了一些公开从事民主运动的学生组织，如中央大学成立了“民主团结促成会”，重庆大学成立了“学生爱国委员会”，沙磁区还成立了校际联合的“民主团结促成会”，等等。还有一些学校则是由掌握在进步力量手里的学生自治会出面组织活动。长期平静的校园重新沸腾起来。当中国又一次处在光明与黑暗搏斗的关键时刻，重庆学生再度奋起，战斗在民主运动的前列。

 

    二、与各阶层广泛开展的民主运动相配合，促进战后重庆民主运动的空前高涨。这时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上层活动特别活跃，呼声高昂，气氛强烈。主要目标是配合政协会内的斗争，争取民主力量在谈判斗争中的胜利。当时在重庆组成了“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并创造了一种生动的斗争形式：逐日在“沧白堂”举行群众集会，邀请政协代表报告会议进展情况。这样就把政协会议的会内斗争和会外斗争，上层谈判和群众运动，各民主力量的共同活动和分系统的单独活动有力地结合起来。以育才学校，社会大学为主的部份学校学生积极参加这些集会的组织工作，宣传工作和保卫工作，发挥了先锋骨干作用。虽然国民党特务不断破坏和捣乱，制造了“沧白堂”事件，但集会仍然继续坚持举行，并得到广泛传播。这对当时重庆民主运动潮流的形成，群众舆论的广泛动员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三、举行了“一·二五”示威大游行，使这一阶段的学运达到高潮，促进了政协会议的成功。

 

    1946年1月10日，政协开幕，全国瞩目，重庆的民主运动随之蓬勃展开。国民党反动派为了转移人们的视线，企图利用当时英国在九龙屏山建立机场和法国轮船“白尔丁号”载走汉奸这两起事件发动一次示威游行，以分散人们对政协会议的注意力。当时在重庆学运的中心中央大学内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群众舆论：一种是强调抗议英法侵犯我主权的；一种是强调对政协会议提出期望的，两种意见都要求举行示威游行。中大新青社组织经请示南方局青年组，决定因势利导，利用矛盾，发动一次游行，把斗争锋芒主要集中在促进政协成功这一目标上去。经过串联发动，广泛讨论，大多数同学认识到，历来政府当局的对外屈辱是由于内政不修的结果，必须首先促进政协成功，修明内政，而后才有强有力的外交。从而决议将向英法示威游行与促成政治协商会议示威游行一次举行。在讨论游行口号时，为了争取占多数的中间力量，列入了象“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双方释放政治犯”这样一些“中性”口号，从而把绝大多数中间力量争取过来，赞成把“政治协商会议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作为游行的总口号，否决了反动分子所提“反对政治协商会议分赃化”的反动口号，并成立进步力量占优势的“游行委员会”主持游行活动。随后，又开展校际间的串联发动，成立了沙磁区的“爱国游行委员会”。

 

    示威大游行于1月25日举行，参加游行的有中央大学、重庆大学、中央工校、中大柏溪分校、四川教育学院、国立艺专、国立商业职校、中大附中、重庆中学、蜀都中学、育才学校等校学生一万多人；吴有训、马寅初、金善宝等民主教授一百多人也参加了游行行列。

 

    游行队伍到“国民政府”，向政协会议请愿，提出七项国是主张，强烈要求“政协会议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政协代表听取了学生代表的意见，并由当时还算国民党内民主派的孙科、中共代表周恩来、青年党代表陈启天、民社党代表张君劢、社会贤达代表莫德惠、国民党代表邵力子讲了话，表示支持学生的正义要求。周恩来同志说，中共代表团愿“和大家一起为这七项要求而奋斗。”他说，“你们的要求一定要达到的。我们永远和你们在一起，为独立、自由、民主的新中国而共同奋斗”。

 

    这是抗战以来规模最大、组织得最好、斗争策略很成功的一次重庆学生大游行，标志着重庆的学运迈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共中央青委对这次斗争给予很高的估价，指出：“一·二五运动是促进政协成功的运动，是推进民主运动的斗争，是民主力量对反动力量的进攻。它是一二．一运动的继续，尤其是对处于国民党控制下各校的民主运动是一个有力的开端，为以后工作做了很好的准备。”

 

    在中共的领导和各民主力量的联合斗争下，政协取得很大的成功，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发展了民主运动，壮大了进步力量。

 

    面对蓬勃发展的民主运动，国民党反动派采取镇压与欺骗并施的反革命两手策略，制造了较场口事件和反苏游行两起逆流。

 

    政协闭幕后，为了扩大影响，进一步发动群众，促进政协决议的实现，重庆的23个人民团体发起，于2月10日在较场口召开“陪都各界庆祝政协成功大会”。国民党反动派指使特务、流氓进行捣乱破坏。打伤了出席大会的民主人士郭沫若、施复亮、李公朴和众多群众，制造了“较场口血案”，致使集会未能举行。

 

    接着，在2月22日，国民党反动派又利用所谓东北问题和“张莘夫事件”，煽动了一次学生反苏游行，混在游行队伍的特务分子并乘机捣毁了《新华日报》营业部和民主同盟机关报《民主报》馆，打伤了《新华日报》工作人员，制造了又一起暴行。参加这次反苏游行的各校学生亦约万人。大多数是出于狭隘的爱国心理，受了欺骗，许多人是既参加“一·二五"请愿游行，又参加反苏游行。这次事件的发生，除了当时学运领导工作有所失误，没有紧紧抓住爱国主义的旗帜，积极引导学生运动走上正确的轨道之外，主要表明了，在当时，学生中的多数还处于中间状态；进步力量还不够强大，还不能完全掌握学生运动的领导权；国民党的反动面目尚在暴露之中，不少人还存在正统观念，对国民党还有某些幻想，它的欺骗有时还能起到一些作用。

 

    这两起事件发生后，许多学校成立了“二·一○”血案后援会，强烈抗议国民党反动派的暴行，同时新青社和“据点”的同志通过各种渠道，向同学们说明东北问题和张莘夫事件真象。周恩来同志发表谈话，提出爱国主义与排外主义的区别。许多上当的学生逐步觉悟过来。反动派弄巧成拙，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5月以后，国民党政府“还都”南京，中共代表团和南方局亦东迁，全国谈判斗争的中心场所转移。同时，中央大学、复旦大学等一批学校和众多民主人士亦复员东下，重庆的学运暂时平静下来。地下党着重于加强党的建设，恢复发展组织，聚集队伍，调整力量，孕育着下一阶段的斗争。第  1  2  3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