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背弃政协决议，发动全面内战。大肆侵犯我解放区；它继续镇压国统区的民主运动，在昆明杀害了著名的民主战土闻一多、李公朴；它为了求得美援，不惜丧权侮国，与美国订立“中美商约”；它大发“劫收”财，整个国统区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民不聊生，民怨沸腾。抗战胜利初期，蒋介石头上那道“领导抗战胜利”的骗人灵光圈，已经黯然退色了。同时美国政府也撕破了政协会议前后的“公正”的面具，公开支援蒋政权，给予大量美援，并为蒋政权运送军队，直接参与中国内战；美货充斥中国市场，压制了我民族工商业的发展；美国兵在国统区胡作非为，严重伤害了我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美帝国主义已是蒋介石实行独裁，发动内战的主要支拄。因此，人民群众反美、仇美情绪逐步发展起来。1946年12月重庆各界人民群众曾发动一次签名要求美军退出中国的运动，参加签名的上万人。

 

    1946年12月24日，在北平发生了美国兵强奸北大女生沈崇的暴行。由此触发了广大人民，特别是青年学生对美帝国主义的新仇旧恨，暴发了全国学生的“抗暴”运动。

 

    中共中央对这一运动极为重视，1947年1月5日和6日连续发出指示，充分估价了这一运动的重大意义，指出了斗争方略。指示说：“在这一运动中，群众已对美蒋采取攻势，标志着全国性的革命高潮确已接近，对于这一事变的重大意义必须充分估计”。“可见民主爱国运动的基础正日益扩大，与解放区自卫战争的胜利已渐能起配合作用……今后在民族主义口号之下的民主爱国运动定将继长增高，层出不穷”。中央要求国统区的党组织应以“足够的勇气与正确的方针领导这一运动的高涨。”并把“运动中已产生大批新的积极分子……组织起来，作为核心”。

 

    在重庆，南方局东迁前，成立了公开的四川省委和地下的重庆市委。四川省委根据中央指示及时地发动和领导了重庆的抗暴运动，重庆市委积极配合工作。省委组织一批省委机关的干部和《新华日报》记者深入重点学校，发动一批积极分子作骨干，放手让他们在第一线活动，并通过积极分子骨干掌握运动。

 

    重庆抗暴运动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充满了激烈的斗争。

 

 

    美军暴行消息于1946年12月28日传到重庆。《新华日报》、《民主报》，《新民报》等最先披露，并连续报导平津宁沪各地学生抗暴动态。有些私营报社老板不敢刊载这类消息，但进步的编辑、记者却用自己出钱登广告的方法，公诸于世，从而造成了强大的舆论声势。闻声而起的首先是国立女子师范学院、重庆女子师范学校（渝女师）、文德女中等女子学校和各学校的女同学，她们奔走呼号，串联发动，男同学继起响应，各校纷纷集会，发表宣言，抗议美军暴行。他们同声高呼：“谁无父母，谁无姊妹?怎能坐视自己的同胞被蹂躏?”悲愤激烈的情绪，弥漫于各校校园。

 

    1月3日，在重大成立了“重庆学生抗议美军暴行联合会”(简称“抗暴联”)，并产生主席团，统一领导联合行动，“抗暴联”及其主席团中，进步力量占绝对优势。接着，“抗暴联”召集重庆大学、女师学院等31所大中学校代表开会，讨论全市罢课游行的问题。会上产生了激烈的“口号之争”。在这以前，省委根据当时运动的动态，研究了运动的口号，并通过《新华日报》记者和地下党员传达给“抗暴联”主席团中的积极分子。以窃据中央工校学生代表为首的少数反动分子，先是力图阻止这次罢课游行，后见众怒难犯，乃改变手法，或软化斗争，或转移目标，制造混乱。他们先提出用“反对美军的不法行为”代替“抗议美军暴行”的口号，这是国民党反动当局和胡适之流把美军暴行说成是一个“法律问题”的翻版。在遭到驳斥后，他们又提出用“一切外国军队从中国撤退”代替“美军从中国滚出去”的总口号，意在指当时东北的苏联驻军，转移斗争方向。再次遭到失败后，他们摇身一变以“左”的面目出现，提出“解散伪国大”，甚至在下面散布，要乘游行之机，捣毁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和《扫荡报》，企图嫁祸于人，为反动当局大肆镇压制造借口。他们的阴谋仍然被识破，为绝大多数所反对。最后通过决议，从3日到7日举行全市总罢课，6日举行示威大游行，抗议美军暴行。

 

    这次“口号”之争的结果，反映出重庆学运水平的提高和学运骨干的成长，与一年以前国民党尚能煽起反苏游行的情况已不可同日而语。

 

 

    “抗暴联”成立后，许多学校陆续申请参加，阵线不断扩大。1月3日开始，大多数学校宣布罢课，1月6日参加游行的有63个学校，1万5千余人，分别占全市大中学校和学生总数的三分之二和二分之一以上。清晨，游行队伍分别在两路口、南区公园和求精中学集中，而后汇合。先到两路口美国新闻处刷标语、贴漫画，再到中山二路美国领事馆提交抗议书，最后到林森路“重庆行辕”请愿。沿途高呼“美国佬从中国滚出去，”高唱：“同胞被屠杀，姊妹被强奸，我们再也不能忍受，我们再也不能忍受”！游行前，“抗暴联”发布了《告全国同学书》等九项宣言。到“行辕”请愿时，提出了美军退出中国，严惩凶手，赔偿受害人损失等三项要求。“行辕”参谋长肖毅肃、秘书长刘寿朋竭力推委敷衍，但也不得不表示“同情”，承认同学们的要求是正义的。

 

    整个游行过程组织严密，秩序井然，气氛悲壮，防止了敌人制造事端，博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与同情。许多市民为游行队伍端茶送水，殷情慰问。一家糖果店的店主当场捐出五十箱饼干，送给游行队伍食用。充分表现了山城人民同仇敌忾之情。

 

    在抗暴队伍游行之前，中央工校的少数反动分子也纠集了一批人，抢先演出了一出闹剧，他们叫喊“一切外国军队从中国撤出去!”“反对阴谋分子混入我们行列作政治活动!”等等，招摇过市。但是他们的“队伍”不过寥寥两三百人。大队伍对之未予理采，群众也嗤之以鼻。人心的背向，已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1月6日的游行使重庆的“抗暴”斗争达到高潮。根据中央指示精神，省委引导把运动推向深入。不久，国民党当局卑躬屈膝，把罪犯皮尔逊交给美军自己处理，因而更加引起人们的愤怒。重庆“抗暴联”宣布决不承认美军事法庭的的判决，要求把罪犯交给中国人民处理。并决定从1月28日至2月4日为“抗暴宣传周”，扩大抗暴宣传。“抗暴联”组织宣传总队，各地区学校也组成宣传队，采取各种形式在街头巷尾广泛揭露美军暴行和美蒋勾结的行径。宣传周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同学们恋战不舍，继续开展街头宣传。国民党反动派在惊恐之余，派出特务、流氓于2月5日在江北城围殴宣传队，打伤学生20余人；2月8日，又在市中区打伤宣传队员十余人。2月5日事件发生后，重大、女师院等23所学校再次宣布罢课，并于2月7日举行游行，到伪市府请愿，抗议特务暴行。伪市府被迫表示要缉拿凶手，追究主使者，保障学生安全，伪市府秘书长并在请愿书上签了字。(当然只是敷衍，第二天就又发生2月8日事件。)

 

    省委为了避免再造成损失，引导学生复课，停止上街宣传，把活动转向校内，特别着重加强对运动中涌现的积极分子的教育，组成各校的核心力量。以抗暴为中心的这一阶段斗争到此基本告一段落。

 

    “抗暴”运动在重庆是成功的一战。它和全国的学生运动汇合成一股巨流，配合人民解放战争的进程，着重打击了美帝国主义，暴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终于在不久以后逼使美军全部撤出了中国。通过运动，进一步唤起了广大学生和人民群众的觉醒，并锻炼成长了一批积极分子，为发展党的组织和党的地下外围学生组织作了干部准备。

 

    抗暴运动后不久，国民党彻底堵死国内和平的大门，限令我党在国统区的公开机构撤走，2月28日悍然查封了我四川省委和《新华日报》。3月初省委和《新华日报》全体同志撤回延安。接着国民党军队攻占了延安。在这种情况下，由宁沪平津首先发动，在全国再一次掀起了波涛壮阔的要饭吃、要和平、要自由，亦即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学生运动。毛泽东同志在《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之中》一文中指出，这场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已成为国内的第二条战线。5月20日，同一天国民党军警特务分别在南京和天津打伤了示威游行的学生，制造了“五·二○”血案。重庆学生奋起声援，在重庆揭开了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斗争的序幕。在“抗暴联”的基础上，成立了“重庆市学生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联合委员会”。重大、女师院等校于5月24日开始罢课，并决定响应华北学生提出的“六·二”全国一致罢课的号召，准备于6月2日举行全市学生总罢课和游行示威。这时国民党反动派制造了一个所谓《共产党地下斗争纲领》的阴谋，布置了一个全国性大逮捕。这次逮捕在重庆是6月1日深夜至6月2日凌晨进行，被捕的有各校学生100多人，此外还有新闻界、教育界、文化界、出版界、工商界进步人土，总计270余人。他们大都是在抗暴运动和其他斗争中的积极分子（后经各方大力营救，大都陆续释放，3个地下党员解放前夕牺牲于渣滓洞集中营。）“六·一”大逮捕使得重庆方兴未艾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被镇压下去，未能发展成高潮。

 

    “六·一”大逮捕后，全市白色恐怖加剧，党所领导的革命学生运动和骨干分子转入地下。7月，中共重庆市委决定建立全市性的党的地下外围青年组织“六·一”社（以纪念“六·一”大逮捕事件得名），发展大批学运骨干入社。“六·一”社在以后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7年下半年，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已经进入了一历史的转折点，即由防御转入全国规模的进攻。战争主要地区已从解放区转入到原国统区进行。中共中央要求国统区的党组织积极创造条件，准备和发动农村武装斗争，开辟农村游击根据地，以配合解放战争。

 

    1947年10月，根据中共中央上海局的决定，成立了中共川东区临时工作委员会（川东临委），统一领导川东和重庆地区党组织。上级给川东党的任务是以农村工作为重点，城市支援农村，发动武装斗争，建立农村游击根据地。同时，重庆的白色恐怖严重，环境恶劣，公开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受到很大限制。因此，川东临委决定从重庆抽调一批党员干部和学生骨干到农村，加强农村工作，发动游击战争。

 

    重庆学生运动有着到农村与农民运动结合的光荣传统，如前所述，1944年冬，南方局曾组织一批学生骨干到农村开辟工作；1945年抗战胜利前后，又曾组织一批学生骨干分别到中原解放区和就地下乡。他们在农村已经扎下了根，奠定了发展武装斗争的基础。这一批下乡的目的更明确，发动武装斗争；去的地区更广阔，包括上川东的达县、梁山、大竹、邻水，华蓥山地区的广安、合川、岳池、武胜、渠县，下川东的奉节、巫山、巫溪、云阳、开县，以及涪陵、丰都、石柱、忠县、武隆、长寿，和贵州的黔北地区等地。在重庆的发动工作是秘密地、个别地进行的，当时不可能形成公开的群众运动，但在革命力量内有着广泛的影响。计有重大、社大、育才、市一中、蜀都、民建等校一百多名同志先后奔赴农村。基本都是共产党员、六一社员和学运积极分子。他们在农村与当地同志相结合，从发动农民开展“三抗”  (抗丁、抗租、抗税)入手，发动武装斗争，他们在斗争中发挥了作用，经受了锻炼，许多人在农村入了党。

 

    上下川东的武装斗争于1947年冬至1948年春夏相继公开打响。先后发动了奉大巫起义、梁达大起义、华蓥山起义。但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这三次起义很快都失败了。一部份同志被捕或牺牲，大部份骨干力量保存下来，就地或转移地区继续斗争。川鄂边的石柱地区和贵州黔北地区武装采取小型武工队的形式，不打旗号，避实就虚，自卫为主，一直坚持到1949年底解放大军进军西南时，为配合当地的解放，作出了贡献。

 

    上下川东的三次武装起义虽然都遭到失败，蒙受了损失，但仍有其历史意义。它牵制了一定数量的敌人兵力，使其不能调往前线与解放军作战；发展了农村工作，为这些地区的迎接解放，配合接管工作创造了条件；锻炼成长了一批骨干，在以后的斗争中，特别是1948年夏重庆党组织遭到大破坏后，参加起义的一部份同志在失败后撤回重庆，在恢复重庆党组织的工作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一批骨干力量“上山下乡”，与农民运动结合，参加武装斗争，这是重庆学运史上光荣的一页。

 

    1949年初，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后，国民党的主要军事力量被消灭殆尽，解放军渡江在即，全国已处于全面胜利的前夜，头号战犯蒋介石被迫求和，退居幕后，把李宗仁推上前台，搞假和谈、真备战的阴谋。这时，国民党在前线战无不败，溃不成军，而在它的后方，在它暂时还统治的区域则竭泽而渔，极力搜刮，滥发钞票，使得物价飞腾，一日千里，不可收拾。在国统区经济全面崩溃中，首当其冲，受害最深的是靠工资维持生活的公教人员和公费学生。当时，重庆一个大学教授月薪所值只合银元3．2元（而国民党一个士兵月饷发银元8元，上将120元）；公立中学的教师，月薪只合银元五、六角，买米不足二斗；小学教师月薪只够买十几挑自来水；有的公立学校的学生公费每天只够吃两顿稀饭，都已到了活不下去的地步。就在这种背景下，在已大大缩小了的国统区，从上海开始，暴发了一次学校师生反饥饿、争温饱、争生存的斗争。这一次斗争，以在重庆发展的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斗争最激烈，成为旧中国大规模学生运动的最后一台“压轴戏”。因以预定在1949年4月21日举行的全市大游行为高潮，为标志，故习惯称之为“四·二一”学生运动。

 

    1948年夏，由于地下市委正副书记刘国定、冉益智被捕叛变，加之上下川东武装起义的失败，重庆和川东地区的党组织和党的青年外围组织“六一社”遭到一次严重破坏。经过清理、恢复，到1948年底，川东地区的党组织又重新建立起来。根据上海局的指示，成立了川东特委，并在“六一社”的基础上再次建立了“新民主主义青年社”（“新青”)。同时，在大破坏后，川康党组织先后派几批干部到重庆，发展党的组织，并也在学校和青年系统中建立和发展了外围核心组织“民主青年联合会”（“民青”)和“民主青年协进会”（“民协”)。“四·二一”运动便是在川东、川康两个系统的党组织的领导下，以新青、民青、民协为骨干开展起来的。但这时两个系统的组织，在工作上方向一致，互相配合，而在组织上还未打通关系，分别平行开展活动。

 

    “四·二一”运动，自2月下旬开始，从教师到学生，从生活到政治，从分散到联合，从校内到社会，一浪高过一浪地迅猛向前发展，大致经过了三个阶段：

 

    一、从2月下旬中工、重大罢教开始，到3月中旬(“3．17”游行前)，是为运动的第一阶段，即发动尊师运动的阶段。主要特点是：教师当先，学生配合，广泛发动；逐步走向联合；斗争口号着重是生活性质的。

 

    2月初，上海大中学校教师为物价飞涨，工资低微，生活艰难，举行罢课请愿，向国民党当局进行斗争，影响随之扩大到国统区各大城市。

 

    在重庆，2月22日，中央工校教授罢教三天，要求增加薪金，维持最低生活，求得温饱；学生发动尊师运动，组织募捐，支援教师。24日，重大教师—致通过罢教三天，学生也同时宣布罢课，要求增加教师薪金，增加学生公费，宣告“师生一致，团结无间，守望相助。”3月6日，女师学院教师罢教，600学生上街义卖募捐。3月8日，国立三院校(重大、中工、女师院)成立“教授联合会”，再次宣布无限期罢教。3月9日，省立八院校(川教院、川东师范、渝女师、高工、高商、女职、重中、青木关中学)罢教、罢课。10日，市立七校(一中、二中、女中，市师、市商、市农、造纸职校)罢教、罢课，11日全市各公立小学全体教师宣布罢教。接着，正阳学院、乡建学院、相辉学院、南林学院、重华学院、蜀都中学、民建中学、南开中学、巴蜀中学等私立大中学校师生行动起采，开展“争配给”斗争。

 

    新学期开始以来，各学校的罢教、罢课斗争，此伏彼起，从无间断。许多学校校长站在教师、同学一边，支持他们的斗争；少数顽固分子禁止学生活动，甚至开除学生，但这种禁令立即被冲破，有的连校长本人也被赶跑。到3月中旬，伪市府的公务员、伪法院的“书记官”也因“没饭吃”而“集体请假”。这表明运动一开始就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国民党反动派已是人心丧尽。第  1  2  3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