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期间，各学校普遍成立了“争温饱委员会”，“尊师互助会”等组织，各类（国立、省立、市立、私立）学校之间成立了“教授联合会”、“教师联合会”、“学生联合会”等校际联合组织，协调斗争的步调，这些组织几乎无一例外地掌握在革命派手里。

 

    反饥饿、争温饱的斗争，矛头直指国民党反动当局，形式多种多样，愈演愈激。从部份教师请“告贷假”“典当假”，到集体罢教；从学生发动尊师互助，上街义卖，擦皮鞋、擦玻璃，推黄包车，到集体罢课；从校长、教师、学生结队轮番到伪绥署（4月后改为西南长官公署）、伪市府请愿到组织“坐哭团”、“索薪团”，一个多月中，请愿达78次，把他们紧紧围困。这时，国民党正在乞求和谈，有所顾忌，不敢公开镇压，使得反动当局疲于奔命，狼狈不堪，手足无措。他们也曾几度发放贷款，提高薪金，增加公费，但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也曾唆使少数人提出“生活不下去，只有双方停战议和”，以配合“战犯求和”的阴谋，但完全被淹没在“反饥饿、争温饱”的怒吼之中，无声无息。

 

    运动中，地下党和地下社的同志，站在斗争前列，获得广大师生的信任，逐步实现了对运动的领导作用。

 

    二、从“3．17”首次大游行到“3．27”“活命晚会”，是为运动的第二阶段，即“争温饱”斗争的阶段。这一阶段，在学生已成为运动的主力；在斗争中推进全市学生的大联合；运动从生活斗争发展为政治斗争。

 

    在各个学校，各类学校连续罢课，轮番请愿，冲出校门，走上街头的同时，加强了互相的联系，地下党领导作了研究、部署。3月17日，重大等九所公立院校4000余人在市内举行了示威大游行，游行中以各种漫画、歌曲、标语、口号，提出“要活命的最低要求”，突出了“反饥饿、争温饱”的主题。同时开始提出了“停止征兵征实”，“立即实现毛主席提出的八项条件基础上的和平”等政治口号。游行队伍从上午十一时半到下午八时，连续向绥署发动四次“请愿”，步步逼紧，必须作答，反动当局被逼表示满足学生的部份要求。

 

    运动继续向前发展。3月27日，几十个学校近万人在重大广场举行了名为“活命晚会”的营火晚会，晚会的主题完全转移到政治斗争上来。晚会主持人的开幕词提出：“饥饿线上都是朋友，全市同学团结起来，一致行动，坚定意志，粉碎迫害阴谋，争取社会各界的同情与支持，谁敢阻挠学生的正义斗争就向谁拚……”。晚会的文艺节目集中控诉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与阴谋。一出“南京和平舞”，把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主子美帝国主义的新的“和平”阴谋，揭露得淋漓尽致。晚会中最响亮的啦啦词是：王欻欻，奄喳喳，反动政府看到看到就要垮！”此呼彼应，不绝于耳。晚会的主题歌是“团结就是力量”，众口一声唱出：“向着法西斯蒂开火，叫一切不民主的制度灭亡！向着自由，向着太阳，向着新中国发出万丈光芒！”全场人心激动，热血沸腾，达到高潮。

 

    一次示威大游行和一次“活命晚会”，标志着运动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生活（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结合起来，对反动派的冲击强度越来越大。

 

    这一阶段中，由于参加的学校和类型越来越多，各自角度不同，要求（主要是经济方面的）不尽一致；同时，领导运动的川东和川康两个系统的党组织关系没有打通，形成多头领导，对成立全市学生统一组织和进一步的生活斗争与政治斗争的要求等问题，在作法上，提法上，意见不完全统一，大联合尚未最后形成。

 

    三、从4月初到4月21日，是为运动的第三阶段。即“争生存”斗争的阶段。实观了全市学生大联合，敌人开始镇压，斗争更加激化，运动达到最高潮。

 

    4月1日，南京学生6000多人集会游行，要求国民党政府接受我党八项和平条件，遭到反动军警特务镇压，打死2人，打伤100多人，消息传到重庆，全市广大同学义愤填膺，火上加油。反动派再次充当反面教员的角色，促进学生内部消除分歧，团结一致，共同对敌。各学校分别在北碚、南泉、南开中学、巴蜀中学、重庆中学、重庆大学等处相继集会，强烈抗议反动派的屠杀。许多学校成立了“4．1”血案后援会，继续举行罢课。

 

    4月15日，四十二所学校代表在正阳学院集会，成立了“重庆学生争生存联合会”，同时成立“全市学生四一后援会”。斗争的口号已从“争温饱”发展到“争生存”。决定4月21日举行示威游行，要求惩办“4．1”凶手和主使者，要求增加教职员薪金，增加学生公费，增加私立学校配给。

 

    报名参加游行示威的学校达到57所，分别占学校和学生总数的三分之二和百分之八十以上。绝大多数都已卷进斗争的旋涡。

 

    反动当局对此惊恐万状，倾巢出动，对付学运。他们宣布全市学校放假一周；对家长施加压力；收买社会渣滓，组织一些御用机构，取名什么“学生家长联谊会”、“拥护和平、维护学业联合会”、“工人安定工作联合会”等等，进行捣乱。4月18日还制造了一起“小龙坎事件”。当晚，由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特务带领特务连士兵，分作两队，在重大、川教院和重中之间的田野边，“打”了一“仗”，并将两名已判死刑的抢劫犯提去打死在那里，第二天却宣称是：“华蓥股匪窜犯重庆，昨晚在沙磁区激战，当场击毙二人”。19日，又将华蓥山起义失败转来重庆被捕的秦耀同志杀害，布告称他“潜伏来渝，欲乘学生游行之际，制造血案，主持暴动”，借以恫吓学生。当种种破坏恫吓失效之后，图穷匕首见，敌人决定下毒手大肆镇压。敌特专门成立一个“学运小组”的机构，制订了破坏游行的计划和捕人黑名单。在这紧急关头，我打入敌人内部的地下党员袁鉴承得到此项情报，立即上报。为了避免造成无谓损失，川东和川康两个系统的党组织的领导，分别在19日和20日作出决定，通过地下党员、社员说服同学，并通过“争生存联合会”决定把全市集中游行，改为分区或校内游行。

 

    敌人宣布，从20日下午六时至22日全城戒严，加岗加啃，设置路障，封锁两江，断绝通过，并派军警特务包围了几个“最危险”的学校。

 

    4月21日，分区分校的游行毅然继续举行。参加沙磁区（包括北碚的部份学校）游行的七千余人，参加南岸海棠溪地区游行的3000余人。江北盘溪地区数百人，沿嘉陵江游行，他们与重大等学校的队伍隔江相望（敌人已封江），互相高呼口号，互相激励，互相声援，其他多数学校大都在校内集会游行，发表讲演，演出文艺节目，对反动派进行愤怒的声讨与控诉。这一天预定举行的全市统一大游行虽未举行，但在敌人刺刀丛中的分区分校游行气氛更悲愤，动员更广泛，影响更深远。这次学运以“四·二一”来命名，完全是当之无愧的。

 

    敌人并不善罢甘休，从21日到22日，伪警司先后在市一中、重大、中工、高工、巴中等校劫持，拘捕、传讯了运动积极分子七十多人，并拘捕了支持学生的市一中校长文艺陶，强令解散站在斗争前列的市一中。敌人的屠刀终于砍了下来。就在“4．21”这一天，我人民解放大军胜利渡江，因国民党反动政府拒绝在北平和谈协定上签字，谈判最后破裂。地下党领导估计，在这种情况下，敌人狗急跳墙，必将更加凶残地镇压学运。因此，“4．21”后及时地将已暴露的学运骨干转移隐蔽，“市争联”停止活动，转入到在各校内作深入细致的巩固运动成果的工作。

 

    “四·二一”运动的成绩集中表现在，她大大地推动了“人心北渡”。通过运动的教育，广大青年学生，以至各阶层的广大群众，显著提高了觉悟，越来越多的人，心向共产党，向往新社会，热烈追求进步，急切盼望解放。从这以后，在许多校园里普遍扭起了秧歌舞，唱起了“山那边呀好地方”。反动派禁不胜禁，防不胜防。人心早已飞向了解放区，国民党反动派在人们心目中成了臭不可闻的狗屎堆。这为迎接解放作了很好的思想准备。通过运动，涌现了大量积极分子，发展了一批地下社员，壮大了革命队伍。通过运动，进一步打开了学校工作的局面，各种进步的社团，以及学生办的工人夜校、农民夜校等，如雨后春笋地发展起来。9月以后，开展的护校斗争比较顺利，保护全市学校比较完整地回到了人民手中。

 

    1949年11月30日，山城解放。这天凌晨，“地下社大”（(社会大学在1947年3月被勒令解散，但同学们自己组织起来，转入地下，坚持学习，坚持斗争，故称“地下社大”)的同学把标语贴遍了大街小巷，并在“胜利纪功碑”（现解放碑)上升起了第一面迎接解放的红旗，留下了重庆学生运动最后一幅生动的画面。

 

    解放战争三年多的时间中，中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重庆的学生运动适应并推动这一历史前进的潮流，经过了艰苦的历程，作出了许多的牺牲，留下了深刻的足印，有着自己发展的规律和鲜明的特色。

 

    一、重庆学运是党领导的全国人民解放运动中的一旅偏师，她始终围绕全党在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配合人民解放战争的进程而开展斗争，她采取两种基本的斗争形式：一是坚持市内的学校阵地，发起向反动派政权的冲击；二是走出学校，走出城市，与农民运动结合，直接参加武装斗争。她在斗争中不断取得进展，直到人民解放大军解放了山城，她也才取得了最后胜利，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二、重庆学运有着民主与团结的优良传统。她要向反动派争民主，必须在学生运动内部实行高度的民主与团结，这是她的力量的源泉。她的每一次斗争都不是自上而下生硬制造的，而是在广大同学自己强烈要求的基础上，经过充分酝酿而发展起来的。地下党的领导和骨干分子的核心作用，主要表现在能代表同学们的意志，包括占多数的中间同学的意见和利益，提出斗争的方向，站在斗争的前列。正因为这样，她才不断地吸引和团结了多数，不断地壮大了自己的队伍，不断地把斗争推向前进。

 

    三、重庆学运是与全国学运紧密配合的，有时是重庆发动，其他城市响应；有时是其他城市发动，重庆响应。彼此呼应，汇成激流。在市内，她和其他各条战线、各个阶层的斗争也是紧密联系的，她是重庆各民主力量中最活跃的一支突击队，她的每一次斗争都得到社会各方面的同情与支持，同时也深刻影响和推动了各方面的斗争。实际上，她是这一时期重庆的革命与反革命两大阵营政治斗争的一份睛雨表，一支温度计。

 

    四、重庆学运是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进行的。直到重庆解放那一天以前，革命与反革命的力量对比，始终是敌强我弱。因此必须实行“隐蔽精干”的这一地下工作基本方针。在平时主要是积蓄力量，培养骨干，隐蔽待机；一旦条件成熟，则广泛发动群众，形成运动，并争取速战速决，尽快收兵，迅速转入隐蔽。同时在公开斗争中也尽可能利用合法，争取合法，注意隐蔽。这样，从隐蔽待机到公开发起斗争，然后再次转入隐蔽，等待机时，准备下一次的斗争。两种斗争交替使用，使得重庆学运有起有伏，波浪式地推向前进。

 

    五、重庆学运内部始终有一支摧不垮，打不散的骨干队伍。这就是党的地下外围核心组织。她是在斗争中成长，由党组织培育起来的。她的成员不仅在政治上总是站在斗争的前列，而且绝大多数在学业上，品德上也是同学中的楷模。因此她能吸引、团结和带动大多数同学前进。党就是通过这支队伍来实现对学生运动的领导，并从中培养和生长了大批干部。

 

    以上所述，只是解放战争期间重庆学生运动的一个粗线条的发展简况，未能概全。至于每次活动，每个学校的斗争过程，那是非常具体生动而又激动人心的。

 

 

本文原载于《重庆党史研究资料》1983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