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们可以看出，文章的题目发生了一些变化。任可风他们的题目中一再出现的字眼是“逃了出来”、“出来”、“逃出了”等。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他们的着眼点在于一个个体生命在一场大劫难中的命运。在《如此中美合作所》一书中，经罗广斌他们编写过的文章题目是《血染白公馆》、《火烧渣滓洞》，显然，编写者的意图重在揭露“蒋美匪徒”的暴行，而不是个人在这场暴行中的命运。当然，任可风和钟林的文章也都以大量的篇幅描写了发生在“11·27”的虐杀，但在此之后，也有相当的篇幅来描写他们侥幸生还的经过［viii］。

    在钟林的《我从集中营逃了出来》中，全文七部分中的三部分是写“逃出”的过程。第五部分的开头写道：

 

    门上电灯的熄灭，黑暗给我们作了很好的掩护，没有被打死的都轻悄悄地爬起来了，啊，我们室内竟还活着五六个人，这给我们增长了不少的胆气与希望。

 

 

    由此看来，“侥幸逃出”，是个很确切的说法。从任可风的文章可以看出，白公馆的幸存者是由于“刽子手们暂时集体的离开了‘白公馆’，到‘渣滓洞’去继续屠杀。”而这时一个“善良的朋友”来告诉他们这个消息并放走了他们；渣滓洞的幸存者则是这些大难不死的人在敌人撤退后在生的欲望支持下坚强地跑了出去［ix］。

 

    这些“逃出”的经历对于一个亲历者个人来说，显然是重要的也是和在集中营中的受苦受难一样令人难忘的个人经验，因为这个逃出的过程正是一个人生死之间的分界线。所以，这些最初的关于大屠杀的文章以此为重心来结构他们的文章就显得自然而然。但是，在罗广斌和刘德彬他们看来，这个过程却显然是并不重要的，或者说，真实的出狱过程并不符合编纂政治神话的政治高度［x］。所以，在罗广斌的《血染白公馆》和刘德彬的《火烧渣滓洞》中，结构的重心放在了逃出之前“蒋美匪徒”的残暴行动上，而完全删去了没有很多“斗争”的“中性”的“出来”的过程。在《红岩》作者们以后的写作中，我们还会看出围绕着如何“出狱”所发生的同样的“沉默”或是更积极的“改写”。

 

    除了上面重要的改写之外，我们可以从更细微的地方观察任可风他们的“原文”与罗广斌他们的“改编本”在其它地方的异同。

 

   先看任可风的《血的实录》和罗广斌的《血染白公馆》。

 

    任可风的文章开头写道：“一一·二七——这血的日子，歌乐山上的西风依旧走入重锁的囚门，灰色的囚室内笼满了暮意。”一下子就把读者的视线凝结在了十一月二十七日这个看似平常但却孕育着血雨腥风的特殊的日子。罗广斌的《血染白公馆》却在文章开始补充了在此之前十月二十八日陈然、王朴的被害、十一月十四日一批人的被害以及十一月二十七日当天集体大屠杀开始之前黄显声将军的被害。这些内容显然是事后根据人们从各处汇总来的情况编写的，而并非都是写作者自己的所见所闻。

 

    任可风的文章接下来是：“正在晚饭中，管理人员突然忙乱起来，……”对比罗广斌的文章，这句话改成了：“‘犯人们’吃晚饭时，特务狗子们突然慌忙起来，……”在这里，“管理人员”、“忙乱”这些有中性色彩的用语被改成了“特务狗子们”、“慌忙”这种带有贬意的词汇。

 

    任可风文章中接下来的一段文字在罗广斌的文章中干脆被删掉了：“楼上忽然响着一片从来未有过的紧张的脚步声，不该当班的管理人员都全体出动，在楼梯上仓皇地上下着，图书管理员刘后总（一位新四军同志）腋下夹着行李，经过我们窗前，很激动地说了一句：‘我走了！’”稍后边和刘后总有关的一段文字在罗广斌的文章中也被删去了：

 

    未隔五分钟，狱外连续地响了几十排枪声。

 

    这里的刘后总即刘厚总，又名刘侯忠，是1941年4月杀害新四军首领项英的大叛徒。后被国民党皖南行署关押。1942年冬，被押往重庆，关入渣滓洞看守楼下第六号牢房。刘厚总在监狱里管理图书，白天可在狱中天井走动，夜里则被锁在囚室之中。一九四九年十一月，解放军逼近重庆，国民党军队于二十七日在渣滓洞执行大屠杀之前，把刘厚总放了。［xi］紧接着刘后总的事情，在任可风的文章中出现了这样一段狱中难友的对话：

 

    “这是蒋匪撤退的前奏了。”

 

    在罗广斌的文章中，其它文字没有改变，只是最后一句改成了“没关系，陈然、王朴……他们已在丰都城给我们设立招待所了。”这里，把“涂孝文、邓兴丰、蒲眼镜（华辅）”用省略号代替，不是因为人名太多，而是因为这里的涂孝文［xii］和蒲华辅［xiii］虽然被集中营的敌人枪杀，但他们都有叛变投敌、出卖同志的经历。参加了烈士资格审查的罗广斌自然不会把他们的名字出现在“严肃”的“会刊”当中［xiv］。

 

    再下面是对革命者的对话语言所做的一些修辞上的“洁化”处理。如把革命者怒骂“监所主管人员”的“你个龟儿子，卖屁股的！”改成了“奴才！你们这群失掉人性的奴才！”把“老子要剥你的皮、抽你的筋！”改成了“总有一天要剥你的皮，抽你的筋！”

 

    还有一处删改，就是刘国鋕等人被拉到狱外枪杀，写到刘国鋕他们在狱外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的口号，狱内也高喊同样的口号作为呼应。然后，在任可风的文章中的下边几行被罗广斌删去了：

    “枪声响了，外面的口号声也随着停了，我们高呼：

 

    这几句被删掉大概主要是因为中间的一行：“刘国鋕同志万岁！”实际上，当时在重庆集中营被国民党特务枪杀的革命志士中，除了共产党员外，还有民革、民盟等进步民主党派的成员，也有不少思想进步的知识青年，他们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曾经高呼过的口号是各种各样的，在解放后的文字书写中很快就被规范成一律的“中国共产党万岁”和“毛主席万岁”。

 

    现在再来看由刘德彬编写的《火烧渣滓洞》对钟林的《我从渣滓洞逃了出来》做了怎样的删改。

 

    和罗广斌的《血染白公馆》不同，刘德彬的《火烧渣滓洞》粗略地看和钟林的文章没有原本和改写本的关系，但仔细审查，还是到处能看到刘德彬袭用钟林文章的踪迹，只是没有原原本本地照抄，而是在吸收钟林文章内容的基础上做了比较大的文字修改。要进行修订的原因不是钟林的文章有文字问题，而是钟林的文章太过个性化，因为作者显然是想把当时的历史情境和人们的心理变化尽可能具体、细致地再现出来。从一般的读者心理来说，人们会关心在那个生死时刻革命者的所思所想，而作者也显然是从“个人命运”的角度来运思的。因此，贯穿全文的是作者对自己从屠杀前夕到脱险成功全过程当中心理变化的细腻刻写。先是写在屠杀前夕的“愉快”心情，写革命者们在革命即将胜利的大好形势鼓舞下提出“保养身体”和进行关于“出狱后如何做事做人”的学习，然后写到二十七日大屠杀之前的一系列情形。因为他们错误地判断特务在撤退之前要把他们移交和释放，所以，把特务在枪杀前的一系列准备工作反当成是对上述错误看法的证明，作者一再述说“我们的心情是无比的愉快的”、“我们在最愉快的心情下，……”、“现在我们都愉快地谈着……”。所以，突然而来的激烈的枪杀就显得更其突然。接下来，作者写到从感到“必死无疑”到一次次的侥幸生还然后又一次次的希望破灭到最后终于“‘活’出来了”的“生死轮回”的过程。

 

   刘德彬的文章也写了在大屠杀当中人们的心理情况，但他不是从个人体验的角度来描述，而是对“大家”的心情进行抽象的概括和分析：“他们没有考虑自己的安全问题。虽然也想到卑鄙的匪特们在他们末路穷途的时候可能来一个无耻的屠杀，但是，在牢中的政治犯们是早把生死置之度外了的，虽然大家都有着对在新社会里生活的强烈的憧憬和期望，虽然大家都不愿意死，但是在敌人的牢狱中生死只好由他的便了。而且，共同的理想已将实现，就在这解放的时候成仁就义，牺牲生命能够得着理想的实现，是没有什么遗憾的了——在这样崇高的意念下，没有人去考虑自己的是否会被屠杀的问题。”

 

    显然，刘德彬把革命者在生死关头的心理变化进行了“哲学化”、“道德化”和“政治化”的处理，把革命者没有想到会有一场大屠杀改写成“没有考虑自己的安全问题”，把由于错误的信息和判断而“没有人去考虑自己是否会被屠杀”的单纯心理问题改写成为在某种“崇高的意念下”产生的思想境界问题。

 

    另外，对钟林文中的某些“自然主义”的“实录”，刘德彬也做了一定的删减和修订，如钟林文中的这样一段：

 

   “不要打我的脚，我坐起来你打好了。”对面地下的愤怒的声音，蕴藏着深深的仇恨，好像是陈作仪的。

 

    在刘德彬的文中删去了“你妈的万岁嘛……”这句近似实录的“情景”语言，改成了：

 

    “不要乱打，我坐起来你打头好了。”是陈作仪的蕴藏着愤恨的声音——他被打伤了脚。

    “碰碰碰碰……”第  1  2  3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