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 释：

 

［i］ 但是，即使是对《红岩》的写作过程，不同的人也有不同的说法。当然，这些不同的人大都是《红岩》写作过程的当事人或见证人，也就显得各有各的道理；但又由于各人有各人不同的利益所在，也就具有各取所需、抹杀他人的嫌疑。比如，王维玲在他的《话说〈红岩〉》一书中说：“话，要从42年前说起。”（王维玲《话说〈红岩〉》，花山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四页。）这里的42年前，指的是1958年，在这一年的10月，决定从中青社总编室调到第二编辑室的王维玲陪同社长兼总编辑朱语今到四川组稿约稿，根据二编室提供的线索在重庆联系了罗广斌等关于重庆地下党斗争的长篇小说的写作和出版事宜。而当年中青社第二编辑室编辑也即后来《红岩》的责任编辑张羽则另有说法，他在一份没有公开发表的《〈红岩〉出版大事记》中，把1957年4月20日作为《红岩》出版过程的开端，因为在这一天，由张羽负责给罗广斌写信，请罗广斌为中青社专门发表革命斗争回忆录的丛刊《红旗飘飘》写稿，“介绍解放前在重庆‘中美合作所’里，革命先烈和美蒋匪帮的斗争史实，向青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阶级教育。”（张羽《〈红岩〉出版大事记》，未公开出版。）

 

［ii］ 对此，邓照明回忆说：“一进入屠杀的现场，真使人触目惊心。我虽然参加过抗日战争，经历过和处理过激战后的战场，但是这种屠杀后的场面，和那是不一样的。在现场和罗广斌同志见了面，由他引导我们细看了一遍。还会见了赵筱村同志，他是受重庆地下党的委托，办理被屠杀者的殡葬事宜。办法是将重庆的棺材都买下来，两三百副黑漆棺材，沿路摆成一条线，由殡葬工人将尸体用白绸子裹起来，一个个放入棺材内。这个特殊的措施，正在默默地慢慢地操作。黑棺材排成很长的一条黑线，慢慢地装尸体，这是我一生中遇见的第一次，使人悲痛难忍，并留下奇特的难忘的印象。” 见邓照明《巴渝鸿爪——川东地下斗争回忆录》，重庆出版社，1991年，第196页。

 

［iii］ 1956年秋天，在重庆市委的支持下，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请假三个月到重庆南温泉完成了《红岩》初稿《锢禁的世界》，但1957年刘德彬在反“右派”运动中被定为“中右分子”，因此就没有完全参加其后进行的小说《红岩》的几次修改和没有在出版后的《红岩》中署名。但在本文的写作中，是把刘德彬当作《红岩》的作者之一来论述的。

 

［iv］ “这个特殊的审查死者的机构，由下列人员组成：西南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张××（名字记不住了）任主任，魏思文（重庆市委组织部长）任副主任，王永福、萧泽宽、邓照明、刘兆丰等参加。同时，讨论到有关同志时，邀请知情的人参加讨论。如罗广斌、刘德彬等同志，就参加过讨论。” 邓照明《巴渝鸿爪——川东地下斗争回忆录》，重庆出版社，1991年，第199页。

 

［v］ 这本书的“说明”中说：“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底，在人民解放军即将解放重庆的时候，蒋匪下令屠杀在当地的最大‘集中营’——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里所有的政治犯；在二十七日一夜之间，有三百多位人民英雄遭了毒手。当这消息传到北京以后，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文物局就去信给重庆军管会，希望告诉我们这大屠杀的详情，并代为收集烈士们的遗物史料，以备将来在革命博物馆里陈列。三个月后，‘重庆市各界追悼杨虎城将军暨被难烈士筹备委员会’寄来了照片及特刊，……本书编辑的初期，只看到照片及报纸形式的追悼会特刊。根据这些材料，我们大略分为四部分：照片、电文讲演、烈士事略、蒋匪罪行实录。后来又借到重庆市各界追悼杨虎城将军暨被难烈士筹备委员会编的‘如此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一书，……现在我们这本书就是根据‘如此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来编排的。” 见中央革命博物馆筹备处编《美帝蒋匪重庆集中营罪行实录》，大众书店印行，1950年。

 

［vi］ 刘德彬曾说：“我和罗广斌同志合写的一篇文章《中美合作所血债》，内容包括四个部分：从杨虎城将军杀起，血染白公馆，火烧渣滓洞，松林坡上再一次大屠杀。” （刘德彬《还历史真面目》，未公开出版。）对这里刘德彬笼统所说的他和罗广斌合写的文章《中美合作所血录》，有人又做了更详细的分工，即“血染白公馆（包括杨虎城将军的被害），罗广斌写；火烧渣滓洞，刘德彬写。” （恭正《追踪〈红岩〉传说之谜》，重庆《联合参考》报，1993年8月14日第一版。）这种说法在何蜀所写的《被时代推上文学岗位的作家刘德彬》（《社会科学论坛》2004年第二、第三期）一文中有所澄清，他说出了该书的“汇编”性质：“1950年1月中旬，烈士追悼会结束后，他们在西南军区和《人民战士报》的干部领导下，把有关材料集中汇编为大会特刊。”但对于由罗广斌和刘德彬“执笔”的《中美合作所血录》却还是说：“根据回忆和搜集到的材料，罗广斌写了《血染白公馆》一节，刘德彬写了《火烧渣滓洞》一节。”

 

［vii］ 《如此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一书的“编后小记”就说：本书“对于文稿采取较慎重的态度，每篇文稿都经过几次改写并经过本会常委会通过。” 见刘德彬《还历史真面目》，未公开出版。

 

［viii］ 在任可风的《血的实录》中，有关这一部分是用几个“※”符号和上面的内容隔开的：

最后又把全狱尚未被执行的人，全部集中在我们第二室，清点人数，只剩下少的可怜的十五个人了。

     刽子手们暂时集体的离开了“白公馆”，到“渣滓洞”去继续屠杀。不远处又断断续续地传来机枪声浪，这时已是深夜一点半了。

    “奸匪们已经执行完了吗？注意！一个也不能剩，杀光，马上撤退。”突然门外一阵明晰的电话声，传入了我们的耳鼓，因为是死寂的深夜，所以我们听得很清楚。不久那位善良的朋友就跑下楼来，紧张地说：“毛人凤来电话，幸好那几个混蛋都跑了，没有人接，渣滓洞那批刽子手立刻就要转来屠杀你们，我自己也马上要被迫随着撤退了。在我走的时候，给你们一个暗号，二十分钟后你们就跑，警备已经撤了。”他话一说完，就回身走了。五分钟后，楼上地板响了三下，我们便紧急地完成了越狱的准备。二十分钟后，我们逃出狱外，在山脚下乱草丛中摸索前进。………

 

［ix］ 在钟林的文章中，还写到了他们在冲出渣滓洞之后遇到的“意外的事情”：作者和偶遇的杨纯亮难友被一伙乡民武装抓住了，因为被怀疑是土匪，遭到和在集中营一样的吊打，但又不敢说出自己的真实身份，因为一样可能被扭送到当地的乡公所，最后，在被送往大队部的途中，终于由于“一个青年的劝告”，才在半路放了他们。

 

［x］ 从对事件做政治审查的角度考虑，“11·27”脱险者的出狱过程在当时还是一个有待澄清的问题，因而，这几十个人的出狱生还就不只是政治性高低的问题，而是是否有与国民党特务暗相勾结的嫌疑的问题。对牺牲的烈士尚需要进行严格的审查才能成为宣传的对象，对说不清楚的活着的人就更会持有保留的态度。

 

［xi］ 下边的情节是，在兵荒马乱中，刘厚总企图逃命，却因抢登卡车，被人捅了一刀。这时，正好被驾车路过的白公馆看守所所长陆景清看到，带他上车，走了一程，又把他甩掉。这样，刘厚总便死于那一片混乱之中……中共获知项英被刘厚总谋杀的详细情况，是在一九四二年。除了项英外，获知新四军副参谋长周子昆也死于刘厚总之手。中共中央华中局曾写了《关于项英、周子昆被谋杀经过向中共中央的报告》，密送延安。报告中写道:项、周于去年三月中旬在皖南山中埋伏，被随行副官、叛徒刘厚总谋杀。

 

［xii］ 涂孝文，又名涂万鹏。1937年春，任成都“民先队”队委，抗战初期入党。历任中共江安县委、泸州中心县委书记，后调延安学习。1945年夏，作为四川省代表之一，在延安出席过党的“七大”会议。1946年7月，由延安派回四川，1947年10月担任川东临委副书记兼下川东地工委书记。1948年6月被捕后叛变，出卖了杨虞裳、唐虚谷、雷震、李青林、江竹筠等20余人。1949年10月28日，因失去利用价值被特务枪杀于大坪。

 

［xiii］ 蒲华辅，又名蒲正应、蒲文昶，曾任江北县委书记、川康特委书记，1949年1月被捕后叛变。刑讯后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和党内职务，并出卖了党组织情况及华健、韩子重等同志情况。1949年10月28日被枪杀于重庆大坪。

 

［xiv］ 至于不是叛徒的邓兴邦为何也被省略掉，不好猜测，或许邓兴邦的政治情况在当时并不是很肯定，或许仅仅是因为他的名字夹在两个叛徒的名字中间，就没有单独拿出来，顺便一起删掉了。

 

［xv］ 杨益言《关于小说〈红岩〉的写作》，见《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红岩〉专集》第26页。虽然作者说的是“他所认识的狱中会写作的老同志”而没有绝对地说“狱中会写作的老同志”没有一个幸存下来，但还是容易给人这样的一个印象，即：活下来而又算是会写作的人就只有写《红岩》的他们几个了。

 

［xvi］ 1949年6月30日，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去找。”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364页。

 

［xvii］ 中美合作所，是抗日战争时期盟国合作建立的情报机构，实际上这样的机构当时在重庆还有中苏合作所、中英合作所，不过，中美合作所是最为成功的一个。在何蜀先生的文章《文艺作品中和历史上的中美合作所》中，对这个问题有详细的解释。他说：“ 对于当时中美两国首脑及许多参加具体工作的人员来说，建立这一合作机构的目的，确实是为着中美两国共同对日作战的需要。自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就开始考虑与中国合作进行对日军的电讯侦译技术研究，搜集日军在中国与太平洋沿岸及沿中国海岸的陆、海、空军事情报，以及获得这些地区的气象、水文资料等。中国方面则希望与美国进行对日作战的情报交换，并在对日心理战宣传和在敌占区进行破坏活动等方面接受美国的训练，同时希望得到美国提供的先进电讯器材、武器装备、运输工具等。……中美合作所在中美两国共同对日作战中起到的作用，以往很少提及，以致鲜为人知。……战后美国海军部的一份报告甚至有这样的评价：中国方面通过中美合作所向美国提供的日本占领区军事及气象情报，‘成为美国太平洋舰队和在中国沿海的美潜艇攻击敌海军的惟一情报来源’。”“抗日战争胜利后，按照当初中美合作所成立时《协定》的规定，美方人员分批回国。1946年1月，中美合作所正式宣告结束，经军统局报蒋介石备案。中美合作所中的军统局人员回军统局报到，非军统局人员（这是许多人不了解的，以为凡中美合作所的中方人员就都是军统特务，其实并非如此）则发给三个月薪金资遣。各地训练班、情报站均予结束（重庆特警班第二期学员因未毕业，移交军统局接办）。重庆中美合作所四一医院移交中央医院接收，上海中美医院移交同济大学接收……到1946年七八月间，全部结束手续办理完毕。” 　　

 

［xviii］ “经过慎重的反复的考虑，党中央和毛主席于10月8日作出了出兵抗美援朝的决策。”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43页。

 

参考文献：

 

［1］ 钟林．我从渣滓洞逃了出来［N］．国民公报，1949－12－29．

［2］邓照明．巴渝鸿爪——川东地下斗争回忆录［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1．